如何看待财富？如何运用财富？我想中国古代儒家的财富观，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可供我们参考。

一 财富是什么？

财富，古代儒家说成富，也称“利”。中国历代儒家论财富者甚多，还常有新见。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论语·子路篇》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孔子就说：“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财富，孔子又说：“这就比较完备了。”当他富裕的时候，孔子就说：“这就很美好了。”这三个字：合、完、美。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较完备。美是相当美好。财富越多，孔子的评价也越高。这说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赞美富裕的。财富是美好的。这反映了孔子对财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张推己及人，自己喜欢富，也要让大家都富，让使人民也富起来。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于是，“恭喜发财”成为通行语，“招财进宝”，“升官发财”，“发财致富”，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离不开“财”字。

有些儒家认为好义与欲利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利是养身体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正当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过，圣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过“好义”。一旦超过，就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引来很多麻烦，其结果可能丧失更多的利。为了社会和谐，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张要重义轻利。因此，董仲舒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同上）义对于人来说，比财富更重要。财富有两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说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无知无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喜欢讲仁义，长期处于贫贱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总之，儒家认为财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来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于义。

二 致富之路在何方？

财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财富吗？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与贵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人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从事低贱的工作（即使充当驾驭马车的车夫）。要注意：低贱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水平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穷了，缺乏的正是财富。颜回的学问道德都不错，就是太穷了。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的安排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即子贡。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当官，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英年夭折。颜回英年夭折的教训，也说明财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孔子对他们两个作了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孔子另一弟子曾参，《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曾参开始为了养亲，薪水很低，他也去任职，这时他“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楚、晋各国都来聘他任大臣，这时他“重其身而轻其禄”。因此，他“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没有养亲的问题以后，他就慎重选择国家，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轻易许人。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学习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径。所以在儒家看来，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从可求的角度讲，谋事在人；从不可求的角度讲，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财富，是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而这综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将其归结为“天”或“天命”。

司马迁认为富是必要的。如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由于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记·货殖列传》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在和平环境中，空谈仁义，不会挣钱，长期贫贱，那是“足羞”的。后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门邪道。正道就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发财致富自然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

如何发财致富，还是有高低之分的。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有精彩的概括。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生产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环节，包括小手工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过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从而达到发财致富，都属于奸富，发的都是不义之财。司马迁历数当时各地贤人的致富，他们有的开矿冶铁，有的做鱼盐生意，有的从事长途运输，倒卖粮食，有的种果树、养牲口，有的在乱世抛金玉、藏粮食，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他们都有一些绝技招数。因此可见，“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发财致富没有一定的行业，只要有奇术，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发财致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样也可以说：世上三千业，业业能致富。

三 为什么要富而后教？

《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坠落、腐败。

富是美好的，掌握财富的富人却未必都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富人不美好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道德。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象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

富，是双刃剑，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平时想的做好事情，不要斤斤计较，“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为财利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有的人为了实现富裕，就做不仁的事，孟子说“为富不仁”，司马迁称为“奸富”。

关于教育的问题，孟子有很多精辟论述，如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政治与教育相比，“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因此，人的生活好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会变得与禽兽差不多。

四 政府如何对待财富？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买卖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才开始土地买卖。一旦开始土地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引孔子的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指财富分配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有的人富了，有的人就必然要穷了。有一些贫富差别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两极分化严重，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别。具体办法就是“调均”。经过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调均有什么具体内容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家与民争利。他说：官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例如鲁国相公仪休见到自己家种了葵菜，就生气地拔掉，认为自己有了俸禄，还种葵菜，就是与菜农争利。看见自己妻子织布，就把妻子休了，说这是与女工争利。这就是著名的“拔葵去织”故事。这是说明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兼职，增加另外收入。董仲舒又说：“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当官的能够如此廉洁，下级就会称赞你的品行，服从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贪心和卑鄙。这样一来，民风也就好了。董仲舒论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调均，特别反对官家利用权势与民争利，反对官商，反对盐铁官府专营。

综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鉅贾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垮掉。取而代之的这个新政权就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均，缩小贫富差别，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