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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儒家财富观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6 2:45:54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如何看待财富?如何运用财富?我想中国古代儒家的财富观,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可供我们参考。

一 财富是什么?

财富,古代儒家说成富,也称“利”。中国历代儒家论财富者甚多,还常有新见。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论语·子路篇》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孔子就说:“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财富,孔子又说:“这就比较完备了。”当他富裕的时候,孔子就说:“这就很美好了。”这三个字:合、完、美。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较完备。美是相当美好。财富越多,孔子的评价也越高。这说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赞美富裕的。财富是美好的。这反映了孔子对财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张推己及人,自己喜欢富,也要让大家都富,让使人民也富起来。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于是,“恭喜发财”成为通行语,“招财进宝”,“升官发财”,“发财致富”,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离不开“财”字。

有些儒家认为好义与欲利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利是养身体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正当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过,圣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过“好义”。一旦超过,就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引来很多麻烦,其结果可能丧失更多的利。为了社会和谐,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张要重义轻利。因此,董仲舒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同上)义对于人来说,比财富更重要。财富有两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说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无知无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喜欢讲仁义,长期处于贫贱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总之,儒家认为财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来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于义。

二 致富之路在何方?

财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财富吗?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与贵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人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从事低贱的工作(即使充当驾驭马车的车夫)。要注意:低贱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水平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穷了,缺乏的正是财富。颜回的学问道德都不错,就是太穷了。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的安排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即子贡。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当官,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英年夭折。颜回英年夭折的教训,也说明财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孔子对他们两个作了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孔子另一弟子曾参,《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曾参开始为了养亲,薪水很低,他也去任职,这时他“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楚、晋各国都来聘他任大臣,这时他“重其身而轻其禄”。因此,他“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没有养亲的问题以后,他就慎重选择国家,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轻易许人。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学习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径。所以在儒家看来,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从可求的角度讲,谋事在人;从不可求的角度讲,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财富,是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而这综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将其归结为“天”或“天命”。

司马迁认为富是必要的。如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由于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记·货殖列传》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在和平环境中,空谈仁义,不会挣钱,长期贫贱,那是“足羞”的。后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门邪道。正道就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发财致富自然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

如何发财致富,还是有高低之分的。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有精彩的概括。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生产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环节,包括小手工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过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从而达到发财致富,都属于奸富,发的都是不义之财。司马迁历数当时各地贤人的致富,他们有的开矿冶铁,有的做鱼盐生意,有的从事长途运输,倒卖粮食,有的种果树、养牲口,有的在乱世抛金玉、藏粮食,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他们都有一些绝技招数。因此可见,“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发财致富没有一定的行业,只要有奇术,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发财致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样也可以说:世上三千业,业业能致富。

三 为什么要富而后教?

《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坠落、腐败。

富是美好的,掌握财富的富人却未必都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富人不美好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道德。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象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

富,是双刃剑,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平时想的做好事情,不要斤斤计较,“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为财利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有的人为了实现富裕,就做不仁的事,孟子说“为富不仁”,司马迁称为“奸富”。

关于教育的问题,孟子有很多精辟论述,如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政治与教育相比,“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因此,人的生活好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会变得与禽兽差不多。

四 政府如何对待财富?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买卖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才开始土地买卖。一旦开始土地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引孔子的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指财富分配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有的人富了,有的人就必然要穷了。有一些贫富差别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两极分化严重,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别。具体办法就是“调均”。经过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调均有什么具体内容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家与民争利。他说:官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例如鲁国相公仪休见到自己家种了葵菜,就生气地拔掉,认为自己有了俸禄,还种葵菜,就是与菜农争利。看见自己妻子织布,就把妻子休了,说这是与女工争利。这就是著名的“拔葵去织”故事。这是说明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兼职,增加另外收入。董仲舒又说:“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当官的能够如此廉洁,下级就会称赞你的品行,服从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贪心和卑鄙。这样一来,民风也就好了。董仲舒论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调均,特别反对官家利用权势与民争利,反对官商,反对盐铁官府专营。

综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鉅贾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垮掉。取而代之的这个新政权就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均,缩小贫富差别,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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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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