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是佛教的根本价值追求，传统佛教价值观是围绕解脱的追求展开的，探讨生态佛学价值观的内涵亦应立足于佛教的解脱论。生态文化价值观是在现代性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关注自然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价值观。

　　从本质上讲，生态文化思潮昭示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变革，生态文化价值观则是在批判反思现代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在批判反思现代文化价值观过程中，本身存在一个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资源的向度。因而，探讨佛教解脱论对于当前价值观转向具有重要义。

　　现代文化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观。它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崇尚人的理性，推崇个人的价值，相对于古代文化价值观而言，是人自身的解放，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片面发展却会导致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流行，进而导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无节制掠夺和人性的异化。杜维明、卢风的《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一书认为， 物质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成为社会价值主流，与“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庇护”密切相关，经济学、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物质主义经过现代媒体的“包装”，又体现为经济主义与消费主义。现代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导致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物质主义价值观将人生的意义等同于物质欲求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需要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将人的需求降低为粗俗的动物式的欲求，本身也导致了人自身尊严的丧失和对人性的异化。

　　西方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兴起，本身是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反思及转向。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本身经历了一个由原来单纯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到肯定生命的内在价值，进一步拓展为尊重大自然价值的过程。生态文化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有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论、生态神学人与大地共同得救的救赎论等。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共同内容是，它改变了现代文化单纯追求人自身物质欲求的满足，改变了肆意掠夺自然界的价值观念，肯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必须考虑到自然万物价值的实现，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生态文化价值观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出现转向古代文化价值观、关注人的精神追求和终极关怀的趋向。

　　这里将“境解脱”作为生态佛学价值观的主题，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生态神学的救赎论和台湾大学杨惠南教授“境解脱”思想的启发。在生态神学的建构上，传统基督教面临着佛教同样的问题。传统基督教关注的主要是个人心灵的救赎，同样缺少对生态环境（或人的现实生存环境）的关注。20 世纪70年代之后，基督宗教在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及生态文化思潮过程中，吸收融合了生态文化观念，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也做了相应的修正。这突出体现在它在对传统救赎论的重新诠释上，已由单纯关注个体灵魂救赎转向了论证人与大地的共同得救。与此相应，佛教思想界杨惠南教授也提出了“境解脱”的观念。针对传统佛教单纯关注“心解脱”的观念以及台湾佛教界偏重“心灵环保”的主张，杨惠南教授从缘起性空理论、阿赖耶识缘起理论论证了心与境的一体性，强调普度众生和严净佛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主张环保运动应建立在心与境平等、众生世间与器世间平等的佛教生态观基础上，提出了“境解脱”与“心境并建”的观念。

　　从佛教自身而言，“境解脱”也是其无法回避的论题。佛教解脱的追求本身源于对人生的痛苦的认识，而人生痛苦的无法回避当然一方面要求心灵的净化与超越，但另一方面对客观环境的改善本身亦很重要。单纯关注内心的超越，而不关注外在环境的改善，不仅不能真正实现内心的净化和超越，而且会最终导致修行主体对现实问题的漠不关心，乃至将修行变成一种自私的行为。实际上，传统佛教虽然单从心灵解脱着眼，但是其关于正报、依报一体等观念，本身也包含境解脱的内涵，生态佛学所要强调的是突出佛教思想中“境解脱”的维度，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探讨佛教解脱的内涵。

　　生态佛学适应生态环保实践的需要关注“境解脱”的论题，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佛教“心解脱”的重要。实际上，“心解脱”是佛教的根本追求，是佛教的宗教特征之所在。生态佛学的解脱论同样应将心解脱放在主要的位置，以心解脱为主导，将心解脱与境解脱统一起来，将“心境并建”作为生态佛学解脱论的主要内容。关于“境解脱”及“心境并建”的思想内涵，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佛教对解脱乃至对无上菩提的追求，主要是一种精神超越的追求， 本质上是与世俗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相对立的。因而对于批判反思当前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实际上，佛教的创立本身具有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文化价值导向的批判反思的意义。据渥德尔《印度佛教史》介绍，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由于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商人阶层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刹帝利阶层为了掠夺财富，实施君主集权制统治，古老的民主政治遭到破坏，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财产及自由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沙门思潮由是兴起，目的是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反思，为人们寻求幸福之道。佛教是沙门思潮当中重要的一支，与当时其他沙门思潮一样，佛教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试图说服人民通过财富和权力求取幸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主张通过追求心灵的和平，阻止社会发展的堕落趋势。从这方面来说，佛教的创立本质上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转变。而佛教在后来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物质主义的文化价值追求也始终发挥着消解或制衡作用。

　　佛教对心灵净化、精神解脱的追求对于转变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首先，佛教对解脱的追求本身对物质主义价值观具有消解作用。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和贪欲，要解脱人生的痛苦，必须认识四谛等佛教真理，净化心灵。而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缘起真相，净化人心的贪欲正是解脱的根本。当然，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局限，佛教不可能像我们今天一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危机有明晰的认识，但是拓展佛教的缘起论、无我观念，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联，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拓展佛教关于人生痛苦的认识，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更深更广的苦痛，认识到正是人类自身的贪欲导致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有助于我们转变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其次，佛教对涅槃解脱乃至对无上菩提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终极关怀，它超越肤浅的物质欲求，将心灵的和平安宁、利益众生的无上智慧看作人生的终极价值。相对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它昭示着人生价值的深层维度，对于启发人们重新反思人生的意义，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包含多个层面，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并不能导致人生的幸福，向内的精神追求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方面等，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