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昔日繁华耀岭南 |
 
南北通衢赖贺江 贺江,发源于湘桂交界的黄沙岭南麓,是西江的主干支流之一。古称封水,有两个源头,一是富江,源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麦岭镇,流经富阳、钟山、西湾后称为临水;二是桂岭河,源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向南流经开山、桂岭、大宁、黄洞,至贺街东南与临水相汇。两河交汇后称贺江,自北而南流经八步区的信都、铺门和封开县的南丰、大玉口、都平、大洲等地,在封开县城注入西江,全长433公里。它缺少势不可挡、巨浪滔天的英姿,却拥有母性的柔情,坚忍不拔,百折不回,蹒跚流淌,犹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万年不息。
别瞧不起这小小的贺江,它可是当年封建王朝平定岭南、沟通南北、弘扬文化的“海陆丝绸之路”和“安南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西边的富江、临水河道,“可通巨舰”,连接湘、贺;东边的桂岭河道,虽然“水浅滩高,仅容小舠”,但紧扣湘、粤、桂三省,亦为古代的重要通衢。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岭南,开辟了贺江通道。此后,历代王朝对岭南用兵,包括汉武帝讨伐吕嘉之乱,光武帝平定“二征”起事,唐李靖平定临贺,宋岳飞战曹成、狄青南征侬智高等,都充分利用这一水道。而且,贺江良好的水运条件,还是岭南贡品、海外商品和中原出口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近几十年在封开、贺州、钟山、富川等县(市)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汉、唐及其以前的文物,封开县和贺州市博物馆各自藏有文物一万多件,均以两汉为最多。从这一点可以推断,秦汉至唐初近千年时间里,贺江是沟通岭南与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是南方“海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中原的经济文化由此向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传播。 回想当年,十万秦军浩浩荡荡,沿着贺江南进,地广人稀的西瓯部落居地,迅速成为秦的领地,郡县兴,部落亡。南越割据,汉武英明,沿着贺水,一统江山,成为中原王朝永不分离的疆土。此后,商贸往来,人员流动,文化传播,贺江已经成为维护祖国统一、交流南北文化、巩固岭南统治的重要军事、经济通道。 清幽江水系古城 既然贺江是古代中原沟通岭南的重要通道,维持其畅通必然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所以,历代王朝都在要冲之地修筑城池,派重兵防守,确保对这一通道的有效控制。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即在贺江河岸密集设置广信、封阳、临贺、富川四县,如果加上北部近邻的谢沐、冯乘,东翼的端溪、高要,西翼的猛陵、荔浦,有十县之多。而且,县治的规模十分庞大,在广西境内少有。封阳古城,城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80米,残城墙高约4米、厚10米;临贺古城,城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50米,残城墙高约1.5米、厚3~4米;在贺江与珠江汇合处,还有今属广东的封川古城。三城均处于流域的小盆地内,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交通考察,其布局都比较合理。由中原南来的人员、物资,逆潇水而上,转陆路通过萌渚岭、进入贺江,然后即可南下苍梧,东趋番禺、出大海;西通云、贵,南达交趾,纵横整个珠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因而直到唐初,这里都是岭南设置郡县最密集的地方。 行政机构的设置,伴随而来的有官吏、士兵以及随从人员和家属,无形中带来了大量定居的人口。同时,由于南岭隔阻,无论是秦末还是汉末等多次农民反叛,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战乱,贺江流域都免于蹂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以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吸引着北方移民。由此,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随着人口的迁移首先在贺江流域使用并逐步推广。1982年3月,在贺江东岸发掘两座三国时期吴国的平民墓葬,共出土遗物79件,其中锄、镰、刀、削、锯、凿等铁器有19件;莲塘镇的汉墓中还出土有使用牛耕的铁铧。这是农业发展的最好例证。因为有城池、有官吏、有驻军,自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人要吃饭、穿衣,自然离不开农业生产。但城池又不直接生产粮食,只能依靠其他地方供给。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能力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的情况下,开垦土地,发展当地农业生产以保障供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县城实际上还是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区域中心,成为开垦土地、进行农业开发、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据点。通过它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整个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汉唐以来,贺江河道上始终保持着几个郡、县治所,自北而南,富川、钟山、建兴、临贺、封阳(信都)、广信等依次排列,是河道与古城相互依存的典型区域。 河流孕育新文化 在通讯落后、出版困难、消息闭塞、交通隔阻的古代,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就是人口迁移。贺江承担着南北文化交流的重任,虽然我们难以看到昔日的繁荣景象,但考古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1991年7月出土的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战国时代的“麒麟尊”,1976年出土的南越侯王“左夫人金印”,还有数量较多的汉代五铢钱、三国的水泉五铢钱、布泉钱等古币及其他文物。 更有特色的是,贺江还孕育了岭南最早的能与中原PK的文化先驱。汉代,先是苍梧广信人陈钦,“举茂才为五经博士,钦治左氏春秋……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在今、古文经的争辩中,“惟钦议与歆合。《三辅决录》谓左氏远在苍梧,盖指钦也”。接着是陈钦的儿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与郑众同传费氏易学。建武初举孝廉,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如果没有贺江通衢,没有南北文化交流,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悠悠岁月,时光如流。唐御史毛衷的后裔、居住于贺江源头秀水村的毛自知,成为宋宁宗赵扩开禧乙丑岁乙丑科状元。此后,这里的毛氏子弟在科场上独占魁首,1100多年间出了25名进士、27名举人和难于计数的秀才。贺江的另一重要源头桂岭河之桂岭镇,晴天霹雳,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的桂岭县署中,诞生了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其别号“濂溪先生”,扬名天下,理学思想与日月争辉。数百年后,在这偏僻河源,白石村龙潭之水,仙女沐浴,蕙兰幽香,排瑶土司李福贵之妻黄氏,梦得六甲,十月怀胎,产下一女,取名李唐妹。李唐妹12岁时,被官军掳获进宫;16岁时被皇上所“幸”,17岁生下孝宗。虽然20出头即被迫吞金自尽,但留下了龙种,成为广西历史上、也是瑶族有史以来仅有的一位皇太后——孝穆皇太后。
贺江之水,流淌不息,流出几多史迹、几多辉煌。时至今日,沿江河畔,依稀可见昔日情长。自北而南,先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福溪百柱庙,这是当地先民为纪念唐末楚王马殷剿灭黄沙岭匪患而建的庙宇。百柱庙于明永乐年间开始扩建,历时80年落成,由120根大木吊柱、直柱相互支撑,经多次重修,目前保存较为完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既有宋代建筑的特色,又有清代工艺的神采;既是瑶族群众主动修筑的纪念汉族官吏的庙宇,又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全部采用月梁、穿斗、托峰、扶手、榫枋建造而成的大庙宇。接着是以“回澜、青龙”为代表的瑶族风雨桥,它们都是石砌、券孔、砖墙、木结构,以石券桥、桥亭、阁楼三部分组合而成,并配上各种彩墨绘画和艺术造型,成为集我国北方石券桥、南方的亭、阁以及本地的廊桥于一物的结合体,成为瑶族地区特有的石券廊桥。三是广西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明城,依然耸立在富江(贺江上游)之滨,与瑞光塔遥相呼应。四是临贺古城,自汉武帝元鼎六年(会前111年)设置临贺县以来,作为州、府、郡、县的治所,已经走过了2100多年的历史,人文积淀厚重。古城墙、古码头、石板街、桂花井、宗祠、书院、文庙、会馆、文笔塔等等都有相当规模。特别是耸立江中的“玉印晓岚”浮山,古树葱郁,古藤缠绕,陈王庙里香火旺;“中流砥柱、总理遗嘱”之类的韵意石刻,与日月争辉,催人奋进。浮山歌墟,曾经歌手云集,牵动湘粤桂边区的无数信众。封阳石城、贺江之滨的千年凤尾草,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众多文人史迹,难以一一叙说,只留作深深的追忆…… 族群流聚成“宝藏” 曾经的辉煌令人舒畅,斗转星移,花开花落,中心变迁,繁华的贺江渐渐成为三省交接的边缘,也曾令人忧伤。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岭南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贺江的发展逐步走向衰落,其根源在于唐政府对过岭通道的整修。先是张九龄主持、整修大庾岭路,使之成为“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的坦途;接着,李渤、鱼孟威等重修灵渠,“以石铧为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十八重,乃通巨舟”,使之成为中原进入广西最重要的通道。此后,贺江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逐渐成为国家控制的边缘地带。
唐宋以后,贺江重新成为瑶、壮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伴随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西移,当地“汉化”的越族和南迁汉人,随之搬迁。宋代,除交通沿线的主要关隘、城镇外,大多数成为新到移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因而酿造了明初瑶民“盘大孝起义”。从侧面反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已经发生变化,“民三瑶七”成为不必争辩的事实。政府控制减弱,交通条件便利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流民,最终成为多族群的汇聚之地,成为多元文化的杂合之区。 今天,走进贺州大地,很容易感受到被贺江吸引而来的众多族群。从文化特征看,至少有20余个。包括较早居民(本地人、保庆人、民家人、董家人、百姓人等)、客家人(长乐、河婆、河源等)、都人(七都、八都、九都)、广府人、阳山人、船家、铺门人、梧州人、湖南人、江西人、壮族人(生壮、熟壮)、瑶族人(平地瑶、盘瑶、土瑶、排瑶、尖头瑶、平头瑶等)。无论是世居还是迁移族群,都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拥有独特的方言,是一个难得的天然“语言宝库”;同时,这些族群还保存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居、服饰、婚俗、音乐、乐器、舞蹈、戏剧、庆典、民俗、医药、民间技艺、瑶族的度戒、信歌、壮族的歌圩、麒麟白马舞、围屋巫技、九都八音等。各族群相互融合,彼此借鉴,和谐相处,是研究族群关系的最好田野调查之地。 当漫步圩镇、街头,常常能听到一人能说三、五种方言,有的甚至能说九种方言,无形中展示着族群交往、交流的漫长、复杂和多元。如果欣赏瑶锦、刺绣,你会发现数十种图案的神秘与相互交融,编织者虽说不出含义,但却是多元文化交织的产物。寺庙中的神像,许多是鬼、神合一,佛道合一;做法事的师公,常常是道、佛、巫合一,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分穿不同的“法”服而已,所诵经文,往往用外来语言,而非本土习俗…… 流淌的贺江,千百年来用同样的语言叙说着历史的变迁与人们的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