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目前越来越得到关注大学教育的学者的重视。中国大陆目前通识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中国文化的经典课程，促进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朱子对儒家经典学习所持的主张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知道，朱子的经典解释有其明确的哲学基础，此即大学所谓“格物”和“致知”的问题，故朱子的经典解释是与朱子的学问工夫论紧密联结的。朱子一生学问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而对大学的几个重要观念的诠释在他的整个经典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子少年时即受教读《大学》，临终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他以超人的学识和智力，把终生的心力贡献给这一篇短小的文献的整理和解释。这表明朱子对经典权威的尊重，和通过汲取古典的智慧并加以创新来发展人文价值的信念，朱子的这一努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整个哲学被格物致知的问题所笼罩，“格物”与“致知”成为宋明理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范畴。

朱子的格物说有双重的性格，在朱子的格物说里包含了探索事物道理、规律的认识意义，又强调道德意识的充分实现是格物的终极目的。在经典的训诂和解释方面，以格为穷，以物为物之理，格物即是穷理；有时亦训格为至，格物即到事物上去。在朱子看来，既然《大学》条目中已经有诚意、正心这样的德性条目，格物致知的入手处就应该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因此，到物上去是去穷物之理，这和《易传》的“穷理”之说又可以相通。格物说中包含的经典学习和对自然事物的考察的知性方面，不仅在朱子生时受到象山的屡屡反对，朱子学的知识取向在明代更受到了阳明的强烈批评。

从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朱子哲学之中，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语类》的“读书法”，记载了朱子教人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读圣贤书的方法。虽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把读书明确作为一个哲学主题来讨论，但有关读书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处处渗透在朱子的哲学议论之中。鹅湖之会的最后，朱陆的争辩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读书作为学圣人的工夫，也反映出这一点。朱子所重视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读书，对读书作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子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子。可以说，朱子的思想即是为近古的士人（读书人）提供的一套学为圣人的目标和方法。现代人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朱子思想应较适宜于现代教育中学习者的需要。

其次，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虽然朱子作为哲学家毕生从事经典的诠释，但由于朱子特别重视读书人的经典学习，所以，他的经典诠释，是表述形式上，特别注意适合一般士人对经典学习的需要。宋明学者并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来教授学生的。朱子则不同，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以帮助一般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其著作目的之一。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的意义。

最后，朱子对经典学习，是持“德性”―“问学”相统一的立场，因此读书与经典学习，一方面，朱子始终以道问学的态度，主张人的为学向一切人文知识开放，注重精神发展的丰富性；但朱子并不是引导人走入专门性知识，是朝向超越专门知识，追求达到一种对全体世界的理解。这种态度最接近于通识教育的思想，即朱子真正强调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体知识，而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通识”理解；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指向具体领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个世界的普遍天理。另一方面，朱子也以尊德性的的要求，要求读书者把经典书中的道理与个人的涵养结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的培养，涵养德性和品质，追求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发展，这也是与通识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近代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观念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学的格物论有益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外，还应看到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则是关于经典文本学习的课程，经典的意义在于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历史筛选过程中经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精华，对经典的不断学习与发展是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朱子所始终重视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于我们的通识教育来说，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