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和佛教、道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并称“三教”。在政治上，他们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三教”各有发展，他们之间，有异有同，有矛盾斗争，也有联系合作，融汇沟通。

　　唐代的皇帝大多是儒、佛、道三教并用的，但也时有偏重。大体说来，历朝都尊儒，而于佛、道则不能一视同仁。唐高祖李渊为了自高门第，和老子李聃认本家。唐太宗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为始祖，当然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上。下诏说：“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高宗对佛道先后采取折中的办法，于上元元年（674）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为先后。”把佛、道的地位摆平。武则天要改李唐为武周，和尚们出了一把力，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四卷献上。《大云经》原有黑河女主之事，薛怀义、僧法明等进《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当代唐为阎浮提主”。给武则天称帝提供了神圣的根据。武则天称帝后，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还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大云寺一直修建到安西、疏勒等偏远地区。武则天当政时，广建寺院，普度僧尼，大兴佛法，佛教迅速发展，地位在道教之上。中宗在位，佛教仍占领先地位。到睿宗时，道教开始抬头。睿宗也像他的父亲高宗一样，把佛、道两教摆平，不过具体形式稍有不同。景云二年（711）规定：“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并排行走。玄宗时，道教便走在佛教之前了。玄宗对三教的基本态度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先说尊儒。

　　儒家学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从西汉以来，历代都把儒学当做正统思想，加以倡导。玄宗对儒学的“教化”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开元十九年，吐蕃派使者至唐廷，以金城公主的名义，要求取得《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引起朝臣的一场争论。秘书省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给吐蕃儒家典籍，主张愚民政策，他说：“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利也。”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这一意见，侍中裴光庭等认为：“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浯，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中出也。”玄宗同意宰相们的意见，把诗书赠给吐蕃。开元二十七年，玄宗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诏书中，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高度赞扬了儒学在化民成俗、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上的作用。

　　玄宗尊儒，表现在不断地抬高儒家始祖孔子的地位上。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在封禅泰山之后，到曲阜致祭孔子，赠以太师的头衔。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封孔子为隆道公。玄宗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也到曲阜孔子宅致祭。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孔子均南面而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贡、子游、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都封赠公侯。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终唐一代，玄宗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

　　玄宗很重视儒学的教育、普及工作。他在为皇太子时，曾亲到国子学释奠，并命太子侍读、名儒褚无量讲《孝经》、《礼记》，无量“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开元六年，皇太子瑛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褚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献上，玄宗说：“吾知无量意无量。”他深知用儒学来教育皇室子弟的重要性，选择国子博士郗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学者，为太子、郯王等皇室子弟侍读。次年，又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由褚无量登坛解说儒家经典，朝中文武百官都去听讲观礼。

　　玄宗为皇太子入学举行隆重的典礼，说明他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唐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比较完备的。中央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及开元时期设置的崇玄馆等，都是官办学校。国子监所领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律学、书学、算学。律、书、算是培养法律、文字训诂、算术等专门人才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的学生则主要研读儒家经典，“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各州县也有学校，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不同的条件招收学生。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太学招收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四门学招收一般官僚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既有传授文化知识的任务，也是用儒家思想教育和训练官僚后备队伍的地方。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在中央、州县的官学之外，允许私人办学。五年之后，即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下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玄宗命各乡各里都要办学，这就把学校教育普及社会的最基层。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宏长儒教”，“化成民俗”。

　　玄宗特别重视《孝经》。开元十年六月二日，玄宗把自己亲自注解的《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二日，玄宗又把重注的《孝经》颁行于天下。天宝三载十二月敕令：“自今日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玄宗为《孝经》作序、注释并亲自书写刻碑，这通碑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碑林，就是著名的“石台孝经碑”。玄宗深知唐廷中央政局的不稳定，问题主要出在皇室的父子兄弟的矛盾之中，所以，他特别重视《孝经》，他要利用儒家思想，大讲孝道，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总的来说，唐代尊儒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两汉，也有别于宋明。唐人务实的风气浓厚，理论色彩较为淡薄，唐代没有出过像董仲舒、二程、朱熹那样的儒学大师，也不大讲“天人感应”之类的高深儒学理论。但对于像《孝经》这样于治世安民有用的典籍，则颇为重视。玄宗把尊儒和普及教育结合起来，也主要是着眼于儒学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