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推出了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周光礼对此下论：（中国）博士数量迅猛增加，但整体质量却在下降。

不久，华中科技大学又传出消息：该校拟清退307名“超时”硕士生和博士生，再次让舆论哗然。

骇人的数据和大规模的清退吸引了大量舆论聚焦，公众也纷纷开始质疑: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在迅速下降吗?

博士招生各校存在生态差异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发布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牛登科即在博客上作出回复，对周光礼的调查结果颇有微词。他认为，研究生名额宽松，每个导师一年招十几个博士生，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据牛登科所知，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的北京研究所，没有哪个单位平均每个导师达到2个硕士名额，博士更加紧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名额这两年都呈下降趋势，近年的(学术)博士生招生名额与导师人数基本相当，基本是1个导师1个博士生名额。所以他担忧舆论攻势会造成社会误导。“现在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再这么宣传下去，教育部以为研究生名额还是太多的话，可能压缩，我们就只能几年招一个博士了。”

牛登科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国内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疑问。这些单位一直对博士生实行着严格的遴选制度，但随着近年来专业博士学位的扩张，真正的学术型博士学位却严重压缩。博士生导师甚至面临这样的尴尬：有博士学位点，却没有学生可以教。

虽然近年来博士生扩招现象有所缓和，但中国仍有高校存在着招生名额宽松、不符规定扩招的现象。前几年的“大跃进”也遗留很多需“清退”的问题。所以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博士生教育生态迥异，一边是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博士招生名额紧张，博导抱怨学生资源缺乏，一边是周光礼所言的最牛博导手下有47个博士生。也因此，周光礼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一问世，就争议不断。

博士培养质量危机的背后

周光礼在书中称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且不对调查数据做出判断，他个人仍然较认同周光礼对博士生培养现状的一些分析，“最起码博士生的质量的确是在下降”。

中国博士生群体急剧膨胀是一个事实。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4.56倍。据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考证，目前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博士生教育大国美国，却只有253所。

扩大的博士生群体良莠不齐，而失序的管理正在使“莠”的群体不断壮大。博士学位本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当前中国不少博士生意图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官场、职场的跳板。与此相对，大量政商界人士则逆流回高校读博“镀金”。这两类博士生，一类抱着取得“博士头衔”的功利目的，一类并不具备读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都在给中国博士生群体的质量水平拉后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青认为，博士学位点和博导的不断增设是博士群体扩张的主要原因。当前，国家对博士点的控制不够严格，有些博士点的申请理由也很牵强，面的扩大影响了博士生生源的质量，博导自身水平不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对当下的博士生质量负有责任。要做出改变，必须从源头上科学控制博士招生数量，对博士点、博导的申请也严格控制。

但从自身的执教经验来看，牛登科认为，现在的（学术）博士生里，学术水平高的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差，也不亚于国际水平。“只能说是学生的相对水平下降了，我们那一代的学生比较容易取得突破，前人由于历史原因，基础相对较弱，而现在的学生则是不容易超过老师。”牛登科说。他认为博士生培养质量下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导师水平和导师责任心相关。与上世纪80年代偏低的整体水平相比，现在学科的导师水平有大幅提高。而导师的责任心问题，不论年代，都是因人而异的，就算在以前也有和学生距离过远的导师，采取“放养”的培养方式。相反，牛登科认为，近两年做学术的压力增大，没有研究生的帮忙，不易出成果，都主动被动地刺激了博导对研究生负责。

博士教育的反思和图变

“严进宽出”被用来概括当前博士生培养的现状。陈涛很认可，“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没有毕不了业的博士”。

他是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博二学生，在一年级的学习中，他共修完20学分，远高于博士课程要求的13学分，学术研究上也小有所成。导师在学业上对师门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中也不乏对学生的关心，但他依然为中国的博士生教育担忧:“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在方法论上的训练一直不足，框架不合理，研究不清晰，一直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软肋。”

每年博士生招收名额的严格限制，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严进”特色。牛登科教授认为，僵化地执行指标过于严苛，每年1个的招生限额并不利于导师选择优秀博士生，他认为应该采取浮动制，每年给予0—3个招生名额，由导师在标准内根据该年博士生生源质量决定招生数额。

“宽出”则是周光礼所言的当前中国博士教育的低淘汰率。中国博士培养的质量监管力度常受诟病，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大规模“清退”也似乎放出信号:不合质量的博士生并不在少数。中国高校正在尝试拨乱，对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监管意义非凡。

诘难中国博士生教育的矛头也多指向博士生教育中的“放养”方式。在周光礼的调查样本中，13%的博士生被导师“放养”，并未接受该有的教育和指导。博士教育的本质意义变味。

陈涛为博士生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改革设想了方向——发展既有严格标准又能突出个性特色的培养模式。突出个性特色，就要求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能够因材施，总体着眼于为每个学生提供锻炼、发展的平台。

李春青教授认为，“放养”是一个度的把握，陈涛所要求的“有标准”难以量化，他自身更倾向给予博士生充分自由。“博士生是成年人，已积累了较成熟的学术科研能力”，他指导博士生的方法是为他们确定一个大方向，让其在框架内自己读书、查资料；平时通过面谈和邮件各种方式督促学生读书，不间断地进行点拨，有适合的项目和课题也提供机会让其参与。“要让学生高度重视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一些压力，让他们自己摸到方法”，李春青认为学生能够对学习机会高度重视，博士生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博士学位本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当不少博士生意图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官场、职场的跳板，而大量政商界人士则逆流回高校读博“镀金”时，博士教育的本意似乎已发生了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