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中，描述了很多充满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颜回便是其中一位。可以说，在所有弟子中，颜回是最得夫子喜爱的弟子了。但这并不是说夫子偏心，而是说明颜回最能得夫子真心。

有意思的是，整部《论语》中，颜回并没有说几句话，而夫子对颜回的评价却很多。无论是颜回自己说的话，还是夫子对颜回的评价，句句堪称经典，非常耐人寻味。夫子对颜回的评价所展现的，不但是颜回的境界，更是夫子自己内心世界的追求。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论语》中颜回只说了两句话，问了两个问题，然后就是一个与夫子相处的生活场景，其余有关颜回的描述，大都是夫子提出来的。文章开始引用的一句话，便是颜回所问的两个问题之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仁，另外一个是问为邦。前面一个问题，很多弟子也都问，夫子的回答，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也都是千差万别。后面一个问题，印象中，还没有哪位弟子问过。

问题所反映的，是人内心世界的所思所想。颜回问这两个问题，说明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从之后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两个支柱。如果简单地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那么于情于理都很难说通。

颜回对内心世界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对内心世界的追求，这是深的部分。只有深的部分深进去了，广的部分才有可能。仁，是深；礼，是广。仁，是体；礼，是用。仁，就像大地；仁，就像高山。而这礼，就是大地上承载的万物；这礼，就是高山上孕育的苍生。地不够大，山不够高，承载不了这些。

所以面对颜回的问题，夫子的回答，格局是异常的开阔。三言两语，就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取其长，避其短，为今日治邦安国所用这一意趣描述的淋漓尽致。夫子当然不担心颜回消化不了，因为夫子知道，颜回生命的深度已经足够深。

至于为什么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个就牵涉到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了。这里并不准备探讨礼乐制度的问题，而只是想简单谈谈《四书》与《五经》的关系问题。

《四书》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相比较而言，《五经》就显得比较生疏了。所谓《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在这五部经里，有《尚书》《春秋》两部史书，一部礼仪制度方面的，即是《礼记》。而《诗经》则是一部诗歌总集，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西周到春秋中叶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周易》，则涵盖了更多宇宙人生的哲理。

由此来看，《五经》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与此相比，《四书》就有所不同了。尽管《四书》所涉及的范畴一样广泛，但从内涵上来看，更像是对《五经》的一种挖掘和简化，更加生活化，也更加人性化。《四书》的这种特点，尽管让它离人们的生活更近，也更容易让后人体会，但也存在丧失很多内涵的风险。

这种状况，到了明朝之后，就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来了。明朝之后规定科举内容，主要限于《四书》，而且以朱熹集注为标准，从此中华文化也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越来越死板，越来越单调。所以，整体上来看，尽管《四书》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定格很重要，但不能忘了《四书》的源头活水来自于《五经》。

从文化的形成历程来看，《五经》在前，道家思想及儒家思想在后。所以系统了解《五经》，对正确理会《四书》乃至《道德经》，不但很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必需的。夫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现在看来，这不单单是谦辞，也隐含说明了夫子思想源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