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孔子诞辰,应作为全球的教师节” |
 
孔子 杜维明 孔子生日那天过教师节 能不能将教师节从9月10日改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在中国大陆师道日显式微的今天,这一发问抑或呼吁,正触动着各界士人内心深深的纠结。著名儒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甚至在世界多国及一些国际组织中作此呼喊,主张至少将9月28日作为一个世界的尊师日。放眼全球,只有中华民族,将一名曾经的民间教师奉为圣人、甚至“教主”,传承尊师重教这一伟大的儒家传统,将大有裨益于今日在全球化摆荡奔波中的十几亿人,使其不失自信,保有自我,达则兼济天下,近悦远来,和谐共处。为正在塑造中的“普世文明”贡献我们经2500年验证的宝贵“价值”,并去丰富、包容未来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它真的一定会产生的话。 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 ——专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早在2004年10月,杜维明在国际儒联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大会上说:“假如我们不希望市场经济导致市场社会、市场家庭、市场婚姻,乃至市场的人际关系,假如我们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假如我们要超越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理性,假如我们要超越不计后果的浮士德主义以及宰制主义,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价值,就不仅是山东的、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为此,他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全球社群的教师节,杜维明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应该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列为全球的教师节。 杜维明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他说,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有多种资源可提供给世界人们参照,提供重要的价值内容,促进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存在与对话。在中国的教师节(9月10日)和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到来之际,本刊记者就此话题对杜维明先生做了专访。 尊师重道,反思自我 《社会观察》:以前您提到以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共同的节日,最早是2004年提出的吧,请问为何有这样的动议? 杜维明:当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做报告。他们邀请我参加关于文明对话可能性的讨论,和58个大使一起讨论。报告后大家就是发问讨论,讨论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教师,大学也是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有些说设个教师奖,还有些说在世界各地都应该有个教师节。我们看到,在已经有教师节的地方,时间已经定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改了。有一些地方没有教师节,或者他们需要定教师节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建议,假若有这种情况,就定在9月28日,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生日。 之所以建议将孔子诞辰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的节日,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论述轴心文明的时候,提到四个典范的人物,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孔子,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苏格拉底也是老师,即所谓的精神领袖,但苏格拉底所教的学生,大都是贵族中的贵族,因为那时候雅典的公民也是有限的。而孔子则是平民教育,他的弟子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有军人,比如子路;有一贫如洗的,比如颜回;也有富商,像子贡,另外也有很多没落的贵族吧。在民间讲学的传统上,很少有孔子这样的情况。另外,孔子的讲学活动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所以特别地讲文明。 文明与野蛮有明显的区别,是走向“人文化成”的世界,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人的气质。当时的孔子,既无权无势也没影响,就是与弟子们通过自我的修炼,道德的转化,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竟然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过程当然很艰巨,但他们有信念,相信人的修养可以转化政治的游戏规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后发展成的“仁政”,政治的理念和道德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思想模式。 此外,孔子注重文而不是注重武。希腊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很多地方也有。儒家基本上就是圣贤人格,完全体现了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追求。所以,Civil(公民的)这个词体现了孔子的精神境界,第一他不是野蛮的;另外,Civil就不是好战的;另一个Civil不是官方的。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孔子的思想就跟那时候Civil的观念有密切联系。既然有密切联系,就有人认为孔子可能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先驱之一。今天我们讲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我们用civil这个词的时候,就有这三个含义,是民间而不是官方;讲求人文化成;注重文而不是武。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观察》:那么,对于孔子诞辰日与教师节的关系,您是否有更新的一些建议和思考?我们该怎么样尊师重教?尊师重教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对于孔子诞辰日成为教师节,我并不是说非要把9月28号作为中国现在的教师节。我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的建议,如果世界上已经有了教师节,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日期。如果没有教师节,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规定自己的教师节,这也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教师节,又要建教师节但又不知道哪一天合适的,那我就建议用孔子的生日。 我现在的建议跟以前不同,现在建议把9月28日定为“尊师日”,这个尊师日不是说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学生在这个日子给老师送花、送礼请吃饭之类的。我的这个尊师,师不是一个职业的观念,师是一个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知识、理性生活做出极大贡献,做出极大塑造作用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尊师日那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如果过世的话,要怀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时候一帮学生合起来,对师敬重就是拜访他、请教他。也可以组织讨论会、诵经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尊师应该重道。这个道不是狗道、不是猫道,应该是人道。这个人道,因为“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地道应该配合起来。这个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现在除了什么感恩节、情人节外,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成一个哲学日。哲学日是在世界各个地方举行的,举行的时候,甚至总统都要参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学的重要。尊师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师的重要。 《社会观察》:其实在中国,除了教师节外,有这样一个尊师日也非常好,这包括仪式性的一些东西,也包括里面的内容和意义。 杜维明:我就是这样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师日,当然还有教师节。假如教师节改成为尊师日,当然很好。假如尊师日影响超过教师节,也很好。如果尊师日和教师节平行,也很好。当然希望将来能够合而为一。我们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师节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师日,如果尊师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教师节,不是名义上的教师节。 从这方面看,在那一天,当然我们敬重我们自己的老师、师友,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民间讲学的,突出道德修养的,把一般社会上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人——孔子。政治要为人民创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会,而且要变成有教养,自己的人格要不断发展的环境。这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师达到最高的水平,是这样人格的折射,这种价值的回应,我觉得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老传统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当然君王现在是国或者说社会。这里面的师和天地父母、国家社会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义的。孔子讲到“五伦”,其中就有师生之伦,不仅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师友。孔子跟弟子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用荀子的话说,如果不学就没有资格做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回应,按照学生的需要,像中医一般,这其中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互相学习,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像忘年交。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人太过分地注重知识和技能,对于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 尊师重道的那一天,不仅是对孔子,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知识积累中间,也要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日子就是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顿生命 《社会观察》:一方面,要回到过去,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养料或者智慧、启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对话问题,回归传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 杜维明:古今、东西之争,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可能没有深厚传统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受传统塑造的。以前有个观念,传统会阻碍现代性,要把传统去除掉。现在发现,传统塑造现代性。特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化和地方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进行。越全球化,就越觉得是属于欧盟还是属于东亚的;越全球化,越觉得是属于日本的,属于中国的,全球化成了区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所以一定要扎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又不是封闭的,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是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也包括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不仅是中国人。像韩国是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如果对韩国的基督教做细部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现在韩国很多教徒到美国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的方式,跟美国传统的个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不同。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里,有几个特色,一是比较宽容,在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并存。以前我们讲中国的儒释道,儒是儒教,此外还包括伊斯兰和祆教。以前去过贵州的一个古镇,古镇有一个道观,道观的前边就是一个佛寺,再往前就有一个书院,前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跟一神教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习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谓的保守的。像康有为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新的,从现在来看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有对话的基础,在运作的时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的对话,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对话,譬如说汉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维吾尔族人的对话。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这样一来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对话,中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越南,以及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对话。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应该与周边、东亚乃至亚洲,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对话,再到与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可以使得中国和西方对话集聚的资源比较深厚。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说和当今社会可以融合的问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泛滥成灾,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切都市场化。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安顿生命。有位佛教徒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心灵的纯净问题。 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恕是对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面是心。佛家讲慈悲,下边是心,道家讲感应,下边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爱”的仁字,叫做“下人尔不从人二”,讲的是社会关系。我一直对这个有点不满,我认为“仁”应该是代表着内在的道德性。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仁”的写法为上面是“身”,下边是“心”。 毫无疑问,“仁爱”表达的是身心的问题,个人的修正、个人的发展问题。是身心统一、协调、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不是特别关注心学的问题,关于心灵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不是说传统文化的精神跟现代社会怎样融合,或者说传统精神对接现代社会发生怎样的冲突问题,而是以现代性来对传统各种不同要求、批判继承过来,传承精华。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价值,和现代市场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连诚信的底线都不能维持,它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批判认识而且能提供怎样的资源。 我们不要总是说要回归传统。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基本,传统是活的东西,而且会变化。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转化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变它。也不是要对接,而是对现代社会优良的方面,比如启蒙以来的理性、自由,要更进一步地吸取。 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当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这三代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价值都能够互补,再就是对现代的社会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期待传统文化来矫正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有点工具性了,等于把它当做是一种治病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新的信仰。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而且是深层的一种自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存活,对人的自我认知,对人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逐渐改变,逐渐升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资源。 讲到古今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印度学者说他和美国的同事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谈话的对象有这样一种傲慢:你们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遥远的未来。这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了。经济、政治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宇宙观,人的心灵平静,社会的和谐,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人讲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量一个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会的协调,人对自然的一种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谐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车祸,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要医,把老的建筑全部摧毁,然后建新的,建完后再摧毁,这些过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买车,车祸要赔钱,再买车,这都是创造GDP。所以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讲NegativeGDP(负向GDP)。如果悲剧的事情出来的话,要把GDP抵消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