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作家们几乎是在集体上演一场“胜利大逃亡”，逃离现场，逃离现实，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时，如果我们将诺奖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它一定照出了中国作家“皮袍下的小来”，照出他们的小情调、小情感、小历史、小时代，照出他们的委琐与没落。

中国作家对诺奖的态度很有意思，有人以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对待之，以为不足观或不足论。此言已酸气扑鼻，却还听到另一种更可爱的说法，以为自己的不能获奖，是没有好的翻译将其作品推荐给评委，而评委亦抱有对中国作家的成见；更有人索性指责诺奖被政治化，以有色眼镜看中国作家，自然看不出其好来。这就颇有点怨妇的情绪了。

诺奖究竟如何？有历年评出的百余位作家和作品在，非不足论，实不必论。至于中国作家鲜有得奖者，究竟原因何在？怕也不能把板子打在翻译或者评委的头上，中国作家及作品摆在那里，评委固然鲜有能读懂中文的，但中国读者读不懂中文的恐怕不多。以我们的阅读经验来看，中国作家有没有与诺奖作家并驾齐驱或超过诺奖作家的呢？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即使有，怕也极少。

诺奖固不足论，每年诺奖颁布前后的那些天，一些人总是啧有烦言，以为我们太看重诺奖了。其实并非我们太看重诺奖，而是诺奖本身已经成为文学乃至政治思想文化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我们不妨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和诺奖作家相比，我们的文学写作究竟有哪些差距和不足？

六十年的话且不说，因为太遥远了，我们只说三十年。近三十年的文学写作大致经历了这样一条轨迹：从最初的伤痕文学，走向寻根，走向语言、文体的试验，走向内心，走向零度写作，走向自适，走向轻松娱乐，走向类型化、商业化，中间虽然有过新写实，却几乎是昙花一现。这种概括也许太过粗疏，却也能看出中国文学的基本倾向和面貌。

事实上，这些年来，不少作家们几乎是在集体上演一场“胜利大逃亡”，逃离现场，逃离现实，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时，如果我们将诺奖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它一定照出了中国作家“皮袍下的小来”，照出他们的小情调、小情感、小历史、小时代，照出他们的委琐与没落。

历史上，我们的文学一直被用于政策的图解或中心工作的鼓吹，使文学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由此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进入新时期以后，不少作家因此讨厌政治、回避政治，乃至于害怕政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八十年代兴起的语言、文体试验，以及要求文学回归自身，甚至有了“纯文学”这样的概念，都可以视为作家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无声抗议。以至于在商业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文学竟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迅速沦陷于滚滚红尘之中。昔日的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变成码洋和发行量，其奴才身份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从诺奖作家写作实践来看，作家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当然，此政治绝非彼政治，绝非庸俗的为政治服务，为某种政治歌功颂德，唱赞歌，而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政治情怀与人性情怀，基于作家从现实观察和体验中所建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是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刚刚获得本年度诺奖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就曾说过：“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他还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他坚信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他始终坚持“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的主张。他是以一个拉美作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他的话，对中国就一点借鉴意义也没有吗？不必说拉美的社会现实与中国有多少相似之处！

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又何尝不是如此？她的写作始终是活在记忆中的。这位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女作家，几乎是用记忆构筑了她的全部作品。记忆是嵌在她生命中的一根刺，只要这根刺还留在身体里，她就一定会感到疼痛。她曾经说过，她是因为害怕才写作的。由此看来，恰恰是身体里的疼痛感，不断地提醒着她，恐惧还在，使她害怕的“秘密警察”的威胁还在，而她的武器却只有写作。她知道，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将迫害者拖到众目睽睽的被告席上示众。

我想我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文学不能作为作家逃避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借口，是显而易见的。巴尔加斯·略萨不是把政治情怀以及对小说结构、叙述形式的探索结合得很好吗？我们现在仍然希望文学回归自身，特别是在文学日益沦为金钱的奴仆的时候，找回文学的尊严，就显得更为迫切，但这个文学又不仅仅和叙述形式有关，它还包含了作家的叙事态度、叙事立场，包含了作家对现实的发言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