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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警惕耕地白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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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在大量使用农膜、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来提高土地生产力以获得短期利益。蒋高明警告说,中国须重视可持续农耕的发展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耕地的保护。

最近半个多月来,笔者连续在河南、河北、天津、山东农村考察,一个严重的现象令人忧心如焚,这就是愈演愈烈的耕地白色污染问题。北方耕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盖。从空中向下俯瞰,大地白茫茫一片;在高速公路两旁,白色塑料膜更是一望无际,让人仿佛来到了一个“水汪汪”的世界,真是“白色恐怖”。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都是废弃的农膜。旧的农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农膜又铺上了,这一奇特景观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是根本看不到的。笔者曾经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应用农膜。长此以往,耕作了5000多年的中国耕地将因为大量使用农膜、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毁灭。

耕地使用农膜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建造塑料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或水果;二是直接铺到耕地上,生产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或作物。在山东、河北农村,笔者了解到,目前农民种地,除了玉米、小麦等大宗作物外,种花生、土豆、西瓜、大蒜、茄子、辣椒、黄烟等等,几乎毫无例外地覆盖农膜。

据农民介绍,土地覆盖农膜后,由于改善了土壤温度、湿度,生长季节可以延长,产量能够提高20%到50%,个别作物甚至可使产量翻倍,如花生等。通过覆盖农膜增加产量是农学家的新技术发明,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能够承受多少农膜污染?目前,我国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到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

尽管勤快一点的农民,会将农膜从地里挑出,但他们仅仅是将农膜从自己家的土地扔到地头而已。据说有人专门来收集废弃农膜,但是,因为农膜轻而沾满了土,回收利用价值并不大,因此,没有人愿意收这种废品。当农膜积累多了以后,农民们大多是一把火点燃了之。然而,他的这把火带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污染。

那些自然界不能分解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2004年正式生效的国际《斯德哥尔摩公约》,把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以及多氯联二苯12种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POPs,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最长可在第七代人体中检测出),毒性极强,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焚烧农膜极易产生上述12种POPs的至少5种,即列在清单上的后5类。

十年前,农业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希望科学家们尽快拿出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至今令人兴奋的消息不多。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了可降解农膜,但是,因其价高质劣,农民根本不用。这里,主管官员和科学家们都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

诚然,大量使用农膜,产量提高上去了,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好吃了,即质量下降了。任何生命,生长有其固定的规律,本来长的慢的如果让它长的快,其代价就是质量的下降和环境的污染,表现在作物和蔬菜上就是风味下降和耕地污染。在现场,笔者看到,大蒜基部比拇指粗,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农膜和化肥的贡献。然而,据农民们反应,现在的大蒜辣味不足了。以前种蒜是用覆盖秸秆,而不是覆盖塑料膜,是用大量有机肥,而非化肥,风味的大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或曰,虽然风味不好了,至少产量高,农民可多卖钱,管它好吃不好吃呢。真得是这样么?实际上,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更多的人瓜分了,他们为农民留的部分是很少的,而风险却让农民来承担。农膜商、运输商、出口商、批发商、田间小贩、零售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好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农资涨价所抵消了)。农民承受了土地污染苦果,但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的下层,靠提高一点产量实现增收远没有他出去打工挣的多。在沂蒙山区,笔者现场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新鲜的蒜苔前天是5角一斤,昨天是4角,今天就是3角了。去年大蒜地头价是1.2元/斤,今年只有0.7元/斤,每家每户种植同样的作物,市场风险是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克服的。

通过耕地铺膜并增施大量的化肥,来提高土地生产力,正如给土地吃“鸦片”,植物长快了,产量提高了,但是,土地就会对这些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地越种越瘦。现在农民普遍反应“地不上大量化肥就不长庄稼”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残存在土壤中的农膜,再加上过量使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等,将逐渐在耕地中积累,长期下去,耕地将元气大伤。

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励农民从眼前的短期利益考虑,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东西。农膜的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公开推广的结果。

正确的做法不是将土地覆盖农膜变白,而是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而使土壤变黑,即将秸秆通过牛羊等动物转化成肉、奶和肥料,肥料产生沼气提供能源后,再将沼渣和沼液还田,逐步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团粒结构,依然能够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这个做法是使土地持续保持高生产力,而非短期行为。增加动物生产和能源生产后,耕地所创造的价值大大高于覆盖农膜带来的效益。增加有机肥就会减少化肥用量,取消农膜覆盖就使生产成本下降,并从源头杜绝白色污染。所有这些事关农业根本出路的问题,必须引起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总之,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增产的同时要增效,要保护耕地,减少环境污染。类似大量使用农膜这样“杀鸡取卵”式的用地不养地、反而毁地、害地的做法,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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