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作为《春秋》传书之一，阐发了一系列的经学思想，如以民为本、悯民轻赋、崇尚道义、礼仪为本、提倡礼制、严守等级、维护宗法、尊尊亲亲等思想。《春秋谷梁传集解》作为《谷梁传》的注书自然也体现了这些思想，但较之《谷梁传》，范《注》更加强调以下三个方面——强调礼制；重视褒贬；重民、爱民。

一、强调礼制

孔子说：“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春秋》重视礼，范《注》则更加强调礼制，这从范《注》中引用了大量的礼类文献的内容来注释传文就可以体现出来。范《注》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有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超越自己的身份等级行事，就是不符合礼制的。

如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谷梁传》：“聘，问也。聘诸侯，非正也。”范《注》：“《周礼》：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以补诸侯之灾。’许慎曰：‘礼，臣病君亲问之，天子有下聘之义。’传曰：‘聘诸侯，非正’，宁所未详。”可见《谷梁》认为，天子不应该聘问诸侯，但范宁却引礼以为证，以明天子是可以聘问诸侯的，事实上驳斥了《谷梁传》的说法。又如成公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范《注》依照礼制解释记录其出奔日期的原因：“礼：大夫去君，扫其宗庙，不绝其祀。身虽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详而日之，明有恩义也。”又如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谷》云：“诸侯之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只是说诸侯嫁女给大夫，一定要使大夫来主持婚礼，范《注》则对诸侯嫁女的礼制作了具体的阐释：“婚礼：主人设几筵于庙，以待迎者，诸侯、大夫尊卑不敌，故使大夫为之主。”这样就依据礼制解释了使大夫主持婚礼的原因，使人清楚明了。类似此处引用礼制解传在注文中比比皆是，以礼解谷梁成为范注的一大特点。

二、重视褒贬

范《注》特别重视《春秋》中所蕴含的褒贬，范宁称它“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但有些所谓的褒贬在《谷》中并没有明说的，范注也给予了明确的褒扬或讥讽。

如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对此《谷》只是解释了四季打猎的名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色彩，而范《注》云：“春而言狩，盖用冬狩之礼，蒐狩例时，而此月者，重公失礼也。”是说狩应该是在冬季进行的，这里在春季进行是不符合礼制，狩按照例法都应该是记录季节的，这里记载了具体月份，是为了表明桓公的失礼。又如桓公五年：“城祝丘。”《谷梁》对此并没有作出解释，自然也就没有表达所谓的褒贬。而范《注》则说：“讥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表现强烈的对君主的不满与批评，可见这都是范注加进去的褒贬。通过范宁的进一步的解释，使奖善惩恶的功能进一步加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字之褒宠，逾衮华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

三、重民、爱民

“重民”“爱民”是《春秋》和《谷梁传》最重要的政治思想。《集解》较之《谷梁》则表现了更加强烈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如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谷梁》说：“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 久之也。”《谷》只是解释为何用“围”字来记载，而范《注》则进一步阐发出重民爱民的思想：“宋以此冬围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师出不逾时，重民之命，爱民之财，乃暴师经年，仅而后克，无仁隐之心，而有贪利之行，固围伐兼举以明之。”讥讽为了自己的贪欲发动长久战争，对广大民众造成财产损害的行为。

又如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谷》：“可城也。”范宁则对可以修城的原因作出解释：“今云可者，谓冬可用城，不妨农役耳，不谓作城无讥。”意为冬季农民清闲，修城不妨碍农事，所以说是可以的。可见范《注》认为民众为国家根本，君王应重视农耕，关心民众疾苦，否则就是不合正道。

总之，范《注》广泛引用礼制对《谷梁传》进行解释和补充，进一步剔发褒贬大义，从而使《谷》的义旨更加丰富，更加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