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名著与文学名著。它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它主要是叙事为主，但人物刻画也略加细腻深刻。而《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语言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在人物描写上也颇具特色。善于把人物置身在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之中，较好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战国策》在人物刻画上，较《左传》更深刻，生动，细致入微。而《史记》主要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反映历史社会的面貌。这些人物除了帝王将相，贵族官僚以外，还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如游侠刺客，医卜星象，高人，艺人等等。司马迁把这些人物的性格写得非常真实。因此，纵观这三部作品，在人物刻画画方面，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是质的飞跃。

　《左传》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名著与文学名著，它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春秋时代的历史，文字优美，记事详细。其中许多历史故事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勇敢和斗争的精神。它主要以叙事为主，而人物刻画较粗陋。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活动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书中有许多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在人物描写上也颇具特色，善于把人物置身在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之中，较好的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人物的语言警策动人，富于个性特征。人物的形象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渐深化丰满。读完这些故事，张仪、苏秦、甘罗、冯谖、鲁仲连、荆轲等各个不同，有血有肉的形象，便历历如在眼前。

《史记》是我国西汉时代出现的一部伟大的巨作，它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的生动的人物画廊，其中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不下一百多个，而这些人物形象又大都带有一种后代任何写人文学所没有的突出特点。

因此，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人物刻画艺术的历史演变是一次次质的飞跃，各个阶段的成就都是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左传》的作者善于运用曲直兼施，严谨有致的笔法，如实地描写春秋历史舞台上诸侯国之间夺权争霸，相互兼并的一幕幕社会场景，将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活于个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也注意体现历史人物颇富风采的语言风格，使人物形态情态毕现，神彩焕然。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左传》在文学和语言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颍考叔》是《左传》中杰出的篇章之一。文章中就是以叙事为主的，在人物刻画方面写得极为简略。第一段是郑庄公和他兄弟之争，第二段是鲁郑联合向外发动战争，中间贯以颍考叔一人作线索。但文中对人物的刻画仅仅是以语言为主。如“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这些对话，是通过语言描写，生动形象的透视了人物的心理，性格特征。

《左传》中的《晋张骼辅跞致楚师》描写了一个精彩的战役片断。文章对这次战役的起因、经过，结果等一带而过，只是着重刻画人物性格。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可以见出作品正在和历史分家而和文学结亲。“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这些文字也都显示了《左传》的人物刻画很粗陋。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政治活动及其有关的谋议和辞说。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复杂斗争，七国的合纵连横，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荒淫残暴，昏聩腐朽以及人民在兼并战下的痛苦生活和当时的伦理道德，习俗风尚等等，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概貌，书中保存了战国时代的很多重要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在语言方面尤有特色。策士们不仅巧比善喻，运用形形色色的比喻和语言，说明抽象事理，而且在一些游说之词中，多用排比、夸张等手法，语言明快形象，辞采绚烂，感情充沛。论事说理无不纵横反复，曲尽其言，因而使之文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战国策·齐策》里的名篇。“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这段点明题旨，邹忌谏齐王的经过，从而刻画了邹忌的聪明才智，文章短小精炼，却能道出深刻道理。这也是《战国策》的人物语言的描写特色之所在。更是对《左传》的人物刻画的进化。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写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的生动的人物画廊，其中有一定的性格的人物不下一百多个，而这些人物形象又大都带有一种后世任何写人文学所没有的突出特点。《史记》中的人物大都具有一种英雄气质。他们积极进取，勇于事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的实现与事业的成功。伍子胥、孙武、吴起、商鞅、陈涉、襄渝等固然是这种气质的典型代表，即使是那些被司马迁所批判的人物如李斯、主父偃等，也都带着一种“得时无怠”的进取精神，一种“生不为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的豪气。虽然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和刘邦都是早有远大志向的非凡人物，但作者对他们的性格和形象的刻画还是各不相同的。

项羽在司马迁笔下是个叱咤风云的了不起的人物。《项羽本纪》中说：“籍长八尺有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他又学过兵法，是个智勇双全，武艺高强的英雄。司马迁通过几个典型事件便刻画出了项羽的英雄形象。如；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等在大泽乡起义，项梁响应起事，与项羽谋反。项羽把剑斩会稽守头，会稽守“门下大惊，扰乱，项羽又斩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服，莫敢起。”这时项羽初露锋芒，就表现出他是个武艺过人的英豪。

而有人认为，司马迁对于刘邦的刻画美化多于贬责。照我看来，司马迁对刘邦形象的刻画，也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是采用对刘邦和项羽互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正面和侧面的描写，来突出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形象。

《高祖本纪》的最大成就在于真实。简言之，即写出了刘邦的双重性：既有“真龙天子”的伟大一面，又有“凡夫俗子”的渺小一面。本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即使是皇帝，伟大与渺小兼而有之并不足怪。而令人惊异的是司马迁居然敢捋虎须，批逆鳞，还本朝开国皇帝本来面貌，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的史德和知识，胆略和气魄。这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祖形象，使后代多少史学家和他们笔下的开国皇帝形象为之黯然失色!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高祖本纪》产生了独具的思想意义。

《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描写最详细，篇幅也最长。“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于此可见司马迁对商鞅其人其事的重视。作者还写了商鞅的老谋深算，明察秋毫，善于分析对方心理，时时掌握斗争主动权等性格特征。例如作者在开头就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公叔座劝魏王用商鞅，魏王不用，公叔座怕商鞅被他国任用，又劝魏王杀商鞅。当公叔座“先君后臣”由来告知商鞅此事，劝他迅速逃跑时，商鞅却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果如商鞅所料，魏王没有杀害商鞅。这表现了商鞅临大事不惊的性格，和善于分析形势的才干，为日后商鞅的推行变法大业做了铺垫。

机敏善辩是商鞅性格的又一特征。他与甘龙、杜挚的论辩，他游说孝公的言辞都表明他是一个娴于辞令，工于论辩的鼓动宣传家。例如当时甘龙以顽固透顶的陈词滥调反对商鞅时，商鞅开头不谈理论，先进行心理战。他说：“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这是多么有力的一棒！他是在级别上，在水平上做文章：你不是我的等量级对手，你没有资格与我较量! 先狠挫甘龙的气焰，然后正面讲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等等，有理有据，有锋有芒，何等高明，何等犀利! 从而使甘龙一战败北，再未翻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在人物刻画上，是由细腻深刻到大量篇幅的人物刻画，再到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人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不仅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而且又描写了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总之，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人物刻画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