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慈悲永远不可能来自于恐惧，或来自于想要修理及改变他人的那份渴望。只有当我们深深体会众生共有的痛苦时，悲心才会油然而生。

当我刚开始从长期的免疫系统失调中逐渐康复时，我有一股强烈的想要停留在这个边缘地带的感觉。我从这场疾病里学到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想落回到不断追求舒适及安全的例行生活中。既然已经面对过和死亡有关的恐惧，我很想把死亡这项事实留在我的面前，来提醒我不再落回到如履薄冰的生活里。否则，我知道我很容易会丧失已经深化的对觉醒的领悟。

但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实事求是地停留在这个边缘地带。为了找到方向，我特别去上了一堂“死亡与濒死”的课程。虽然课程的本身并没有带来什么帮助，不过却让我变成了一名临终关怀的义工。虽然我立刻知道自己很愿意成为一名临终关怀的义工，但我很难想像走进一位垂死的癌症病患、爱滋病患或其他重症病患的家中，会是什么滋味。义工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该以什么身分出现?我到底该说些什么?我能够为一名垂死的人带来什么帮助?我把心中的这些疑惑放在一边，开始接受训练，同时也开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修行难题。

开放心胸面对变化

　　我第一个任务的对象名叫理查（这并不是真实姓名，本书中所有的病人及家属的姓名都不是真实的）。他是一位五十二岁的末期脑癌病患，当时的我对这项工作仍然感到不适和自我怀疑，于是我决定先花几天的时间和理查建立一点交情，然后再进行正式的临终关怀工作。这个非正式的访问表面上是要让理查感到舒服一些，实际上是要让我自己感觉放松一点。来应门的人是他的妻子，她带我去见她的先生，后者正站在黑暗的长廊中。我们彼此友善地寒喧几句话之后，理查突然喊道：“这是没用的!”便走进他的房间，关上了房门。我转身看着他的妻子，她说了一句：“我好害怕!”就开始哭了起来。接着她很快地从我身边走开，我则不知所措地离开了那栋房子。我为刚才所发生的事感到错愕不已，只好一个人呆坐在车子里。

回家之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临终关怀指导老师，他给了我一些肯定。接下来的几天我花许多时间静坐，试着让自己安住于当下的真相，但自我怀疑的焦虑感仍然存在。当我再度回到理查的家中时，我打起精神准备面对最糟的情况，而且心里不断地盘算着。当他的妻子来应门时，竟然满脸微笑地带我去见理查，而理查正兴高采烈地看着电视上的摔角节目。这次的采访差点没让我跌破眼镜。两次的探访我都预先在脑子里设定了某些画面——譬如应该怎么做或是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每一个病人身上，从每一次的探访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认识到我必须开放心胸面对变化，面对无法逆料的事，而不是认为自己能掌控及改变什么。情况改变的速度是那么的快，你根本无法以任何模式化的反应来掌握住它们。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自己所熟悉的自我感和行为模式。如果不放下“援助者”的身分，以及“病患就是被援助的人”之类的意象，我永远也不可能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和他们产生连结。这其中的挑战和成长的契机就在于，每一次的探访，心中不能抱持着任何期待或想要改变眼前情况的需求。我只能提供自己的生命和基本的善意，即使我和眼前的那个人并没有明显的私人关系。完全的参与，意味着对眼前的情况不抱持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

　 有一次理查告诉我他父亲下葬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当他跪在父亲的坟前时，突然听到父亲对他说：“如果你想在天堂看到我，你最好整顿一下自己的生活。”一年以前当他的父亲恳求他放弃酗酒和诅咒的习惯时，理查还怒气冲冲地回嘴道：“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但自从在坟边听到父亲的话语之后，他的人生有了彻底的改变。他不但戒了酗酒和诅咒的习惯，还开始在每一天进行祈祷。这是他此生第一次感觉到祥和与宁静。虽然他并不想死，但是他已经开始相信上帝的安排，并且把死亡看成是一段正向的过渡期。

　 在父亲坟上的那次经验，整个转变了理查的人生。虽然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他并没有散发出深刻的灵性体悟，但我不能否认他似乎真的接纳了自己的疾病和死亡。期待他能按照我的规划来修持，势必会阻碍我和他产生真正的连结，而且这样的心态也并不恰当。他的心已经有了自己对上帝的理解，我既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我只能细心地聆听和感受眼前这个柔和的生命所散发的美。

　 我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慈悲之道都要求我们放弃掌控的需求，而且要放下不断想改变别人来符合我们理想的欲望。我们一旦学会开放心胸接纳眼前任何一种情况，并且以我们自身作为酬报，我们就会体悟慈悲之中的那份基本的连结感了。

不要收回你的心

　　玛莉是一位六十九岁的病人，她罹患的是心脏病和肺气肿。她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床上，身上插着导尿管，脸上带着氧气面罩。虽然身体已经退化了，她还是十分热情和友善地欢迎我的来访，不过你仍然可以感觉到她的心底深处有一股无法被否认的焦躁感。譬如，她必须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看着录影带或是电视节目，而且她根本无法看完一出电影或是一场秀。然而她并不想谈论她的焦躁不安，她只想跟它保持距离。第一次探访她的过程里，我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个被美化的保姆。但逐渐和玛莉熟识之后，我开始能理解要她对治自己的恐惧有多么困难，也因此而对她产生了同理之情。我试着以交心的方式和她谈话，并且在心里默念：“愿你安住在开放的心性中。愿你的苦难能得到治愈。”虽然我从未想像过自己和她会有真正的心灵交流，或者她是否能接收到我的慈爱愿文。然而不断地在心中默默发愿，我和她之间真的开始产生了一份深刻的连结感。

　 有一回当我们观赏录影带时，我突然有一股很想去握住她的手的冲动。接着我又迟疑起来，深怕这么做会令她觉得不舒服。回家之后我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把心收回来。我决定下一次和她见面时不再让怀疑和焦虑介入我们之间。我很期待下次碰面时能握住她的手，而且心中将充满着热情。但是那天到来时，我却接获了一通电话：玛莉已经与世长辞了。我有一种感觉比心中的哀伤还要强烈：我发现自己永远也没机会握她的手了。我当时向自己那小小的头脑之中的怀疑妥协了，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已经失去了表达情感的机会。这则教训非常的清楚有力：时间如同飞逝一般，我们永远只有一次的机会。这些话语痛苦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接下来的临终关怀采访，一再地让我领悟到：“不要因恐惧而收回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