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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葛洪的文艺美学思想(下)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5 23:05:14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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