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书法与修养的关系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古人誉书法大家为“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之余暇，游手于斯”。现代陈传席更说：“如果你想当书法家，首先要是文学家、学问家、诗人的根基，否则你不要想成为书法家，写几个毛笔字，骗骗酒楼茶馆、商店杂铺可以，认真地称为艺术家就不行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书法艺术与这种修养无关，他们引沈尹默的话做为例证，“凡是谨守笔法无一点不合者，即是书家”。又引沙孟海的语录“历来文人，能文者未必知书，能书者未必擅文”作为补充，这两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其实，这些论述都失之偏颇，首先他们对修养（或者博学）的理解太狭窄。修养应包括诗文修养和生活修养。其实这也是古人的意思，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即诗文修养；行万里路，即生活修养。陈传席说：“听风雨出于耳，览江山出于目，词心出于意，意根性，能师者，方能无执。无执于形，无执于心，随性而出，形见则意见，随笔而出，而非皮相之形，亦非心意苦思之形，此为至境也........凡艺术诗文之至此者，方可称为大家也。图画近人惟白石、宾虹二老能之。”他又说：“齐白石的书法更精神抖擞，显见别才与天才。”也就是说齐白石的书法也合乎他这套理论。然而齐白石诗文修养却很难与大家相提并论。他到年近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诗文，所谓“村书无角宿缘迟，二七年华始有师”。而且经过多年学习，也没什麽进展，有一次在江西一个朋友家过中秋节，朋友见月色可人，顿生诗意，马上呤出一句诗，但是在场的人（包括齐白石）无人能应，从那以后，他对诗文更加努力了，但是终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胡佩衡著书说：齐白石的诗很少引经用典，不拘规律，因而他的诗被时人看成薛蟠体，他活了九十多岁高龄，也没有文集行世足见他的文章修养也高不了哪里去，然而他成功了，成了当代艺坛圣人之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的生活修养，他早年生活贫困，生活在最下层人们的圈子里，四十岁以后，曾五次远游，七八年间走遍了半个中国，当然他没有能力游山玩水，而是为生活奔波，来源于底层的生活锻造了他极为敏感的艺术神经，使他的艺术多了一份厚重与沧桑感，并最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由此可见，没有修养（包括诗文与生活）成不了艺术家，但如果没有修养，而没有艺术根底，一样成不了艺术家，前面两观点之所以针锋相对，一侧偷换慨念，二侧有钻牛角尖之嫌。审美标准的不同，也是争论的原因之一。人的审美是很复杂的心理过程，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即便如书圣王羲之的书迹也有人认为是恶札。颜真卿的书法，论者认为是庄严大度，颇具大唐气象，但是李后主却认为是胼手胝足的田舍汉---粗俗。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一种审美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的。所以当不同评判者出现时，谁善书，谁不善书也就成了问题，这个“修养”的尺度也失去了根基。当代更是如此，但也因此造就了各种多样的书风，成就了个领风骚数年的书家。所以在当今多元化的、强调个性的社会中，争议无疑是好事，它能让人去思考、去创新、去突破，所以关于书法与修养，任何一个有志于书法艺术的人，都必须双头并进，对任何一方面的忽略，都只会导致在艺术追求过程中的破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