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如何摆脱困境? |
 
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慈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然而,如何充分利用民间慈善资源?如何使民间慈善组织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已成为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慈善新势力 TheNew ForceinCharity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也带给中国慈善业一缕春风,各地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可否认,民间慈善已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新势力。 1994年,中国慈善总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的启动,灯塔计划的创建,格桑花西部助学的发展,各地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处处彰显着其在慈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社会知名人士,还是平凡的普通百姓,都以各自的方式投身到慈善的浪潮中,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间慈善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慈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然而,如何充分利用民间慈善资源?如何解决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纷繁复杂的问题再一次的摆在了国人面前。 有专家认为,促进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应该使政府、民间慈善组织、企业、民众以及媒体,聚合五种力量,发挥“公益五环”的“能量聚合”效力,通过新观念、新财源、新思路、新机制以及新模式,共同合力书写一个国家的爱心实力。 民间慈善的兴起 如果你没听说“圣诺亚”,“灯塔计划”、“朵朵向善”等一串串名字不要紧,你只需知道这些是中国千万个民间慈善组织中的一员,时刻关注着弱势群体,温暖着社会。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特征,古时就有了孟子的“齐宣王亦尝发棠邑之仓,以赈贫民”的主张,而在《礼记.月令》中也有“天子布德兴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的描述。晚清时,更有了熊希龄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现代慈善局,至此开创了民间慈善的新纪元。 时至今日,慈善事业正在进入一个“全民慈善”的时代。据统计,中国民间组织已达到34.6万个,中国企业也首次捐赠比例高于64.9%。而在这些民间慈善组织中,有专业的公益组织,也有非专业的公益组织,有明星建立的基金,也有企业家创办的爱心机构,更有许多平民建立的被誉为“草根” 的民间组织,不可否认,新的慈善热潮正在逐渐兴起。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中国去年共募集到慈 善捐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到的只有35亿元,其余为各类慈善组织募集。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仅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王振耀指出,如此庞大的群体,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照顾周全,如果要把对社会、对个人的关爱做细、做具体,最终还要依靠民间慈善力量。 现如今,参与到慈善事业和工作的人群已经覆盖到社会的每个阶层。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到慈善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凭借着社会地位、财富、影响力以及号召力等多种条件,不遗余力的支持着中国慈善事业,纷纷创办各种慈善组织,这其中有李亚鹏王菲夫妇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中国影视明星发起的第一家专项基金;被誉为.中国鞋王. 的王振滔,将他的创新精神引入到慈善行业,其创办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是国内首家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等等。他们都在用行动证明着娱乐圈并不是只有绯闻与丑闻的地方,是对中国企业家为富不仁、伪慈善的说法最强有力的反驳。 或许你没听说过“圣诺亚”、“灯塔计划”、“朵朵向善” 等一串串的名字,这不要紧,你只需知道这些是中国千万个民间慈善组织中的一员,时刻关注着弱势群体,温暖着社会。在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节目“温暖2006”的上百名获奖名单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字“格桑花”,其背后却代表了无数个平民慈善组织,证实着平民已渐渐成为民间慈善的中坚力量。 慈善,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其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创新。比如,互联网的快速、便捷、交互的优势越来越被人们所发现,让致力于慈善活动的人们想到了在网络上创办慈善,他们通过互联网等形式组织人们搞募捐救助贫困者,并相应把救助落实情况向外界公布。“格桑花西部助学”,“朵朵向善”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创建网站, 公布近期的慈善活动、善款的去向等等。使人们更加方便, 快捷的了解到关于慈善的各种信息。 一位多次参与网络募捐的网民说,通过网络,捐款方式变得简单、容易,而且网站定时的公开了善款的去处,使捐款者能清楚的知道钱发到什么人手里,比起政府慈善结构, 更有贴近性。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表示,政府社会救助金一般来自财政收入,以困难群体的经济收入为救助标准, 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而慈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他认为,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遗漏,还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 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慈善机构进行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传统的慈善,民间慈善组织正日益成为中国慈善是否成熟的标志。因为这些组织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消除国家机器与个人之间冲突的调节器,构建社会主体的正常博弈与制约的理性渠道,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程度的动力,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财富不再是评价慈善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都已成为民间慈善的主力军。捐助20亿元的中国慈善大王的余彭年,与蹬三轮车助学的圣贤老人白芳礼, 都可谓慈善家。民间慈善力量在不经意间展现着国人的善良与责任。 民间慈善的现状 尽管民间慈善作为中国慈善业的新势力,近几年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着无名份、慈善腐败等种种现状,与国外的慈善事业相比,我国民间慈善仍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慈善,如同一座大厦,由一砖一瓦至下而上累积起来, 而这座高楼无疑需要硬的制度与软的文化来支撑,才能更稳固、更牢靠。 调查发现,我国民间慈善正遭受着制度的缺失、文化表现的不正常等种种问题,甚至出现缺少名份、慈善腐败等现象。与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相比,我国的民间慈善事业仍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现状一:机构信誉危机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我国慈善组织大部分是从政府部门衍化出来的,处在“由官而民”的转型中,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相当脆弱。有的还习惯于依托政府体制,依赖政府资源,不愿“断奶”,存在行政化、官僚化危机;有的迫于生存压力,或受到市场利益的驱动,并没有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背离宗旨,“挂羊头卖狗肉”,存在诚信危机;还有数量很大的草根组织没有获得合法登记,有的注册为商业企业,有的没有任何登记, “非法”做好事。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誉不高,能力低下, 这种现状,激化了慈善组织的信誉危机,严重困扰着慈善事业的正常发展。 无名份、无收据、无宣传资格,使许多民间慈善组织无法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被誉为“草根”的民间慈善组织, 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不得不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而这样操作,只能将基金会登记为企业,就使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得像营利性企业一样纳同样的税,无疑制约了民间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一直想注册却找不到主管部门,有的时候还会被人怀疑是“非法组织”,没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就无法在银行开设账户。曾经百事可乐公司有意捐款,但一看账户是其他名字, 只好放弃。民间慈善组织“灯塔计划”的创始人陆蔚君一肚子的苦水。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政府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民间组织不但要到民政部门注册,还要挂一个业务主管部门。除此之外,到民政部门注册,需要满足资金、场所、人数等条件的要求,并缴纳一定注册费。 据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说:由于大多数政府部门不愿意做这些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目前, 90%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没有注册或是进行工商注册。 现状二,慈善腐败现象频繁 从胡润版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未通过慈善机构,“慈善腐败”现象渐渐的浮出了水面。 曾一度被视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象征,在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称为“中国母亲”的胡曼莉,因其收养邻家兄妹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美国妈妈张春华的委托下,创办了“丽江民族孤儿学校”。但从1999年学校的创办开始,张春华就对学校的管理及对慈善捐款的使用产生多次质疑,这位美国妈妈便用了七年时间,对胡曼莉穷追猛打,分别于2000年、2006年两次将其告上法庭,最终促使地方政府与媒体将这位中国妈妈从慈善的圣坛拉下马,也为其曾经辉煌的慈善道路画上了句号。 胡曼丽事件为中国慈善事业敲响了警钟,我们可以说“胡曼莉”不是第一个,也当然不是最后一个。在中国慈善道路上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一位慈善家捐赠的救护车,成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座驾,希望工程被查出了贪污案,等等。如何保证社会捐款的使用透明合理,不被贪污,不被挪用? 怎样才能维持民间慈善机构良好的运营状态?慈善事业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尚不足推动、保护民间慈善事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说,慈善组织首先要提高公信力,作为连接捐赠方和受助方的桥梁和中介, 慈善组织需要对捐款捐物管理、使用、分配、经营的全过程负责,必须要有一套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必须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减少运行成本,防范腐败,保证慈善机构的运转顺利和慈善款物的绝对安全,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增强捐赠者的信心。 现象三,税收政策落后 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宽松的税收政策,是激励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有效机制。在那里,捐赠不仅可以用现金、信用卡,还可以用股票、旧车、旧计算机,甚至捐旧衣服,都可以抵税,慈善退税和一年一度的报税相结合,不需要专门去申请退税。而在中国,虽然也给予了慈善事业以税收优惠, 但优惠有限,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纳税人的捐赠,免缴的税额只在3%以内。而这3%的免税额度,也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7个特定慈善组织捐款时,才能得到税收的优惠,这也是中国慈善榜上的许多慈善家不在内地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鼓励纳税人捐款给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律,比如说捐款多少就可以享受减税甚至免税优惠等, 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法律。而欧美一些国家,慈善捐助享有免税待遇,美国就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在新的税法实施之前,我国税收政策对慈善捐赠不仅优惠不够,而且执行混乱。企业捐款“在应税所得额3%以内予以扣除”的规定,在地方税务部门普遍没有认真执行。徐用光说,国家税务局对10多家全国性慈善组织特批的企业捐款税前全额扣除政策不合理,造成了慈善捐款的“洼地效应”,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平等竞争,对享受特殊优惠的慈善组织自身建设也是弊大利小。
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专业人才的匮乏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早在2005年就开始筹划, 2006年年底通过民政部审批,正式注册成立。自成立以来, 该基金会一直在寻找掌门人,基金会的创始人王振滔说,从去年就开始物色管理基金会的人选,几经挑选,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对于“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国内很多专家学者表示,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问题。 现状五,慈善文化缺失 说到中国企业家乐善好施不踊跃的原因,王翔解释到, 中国人曾经穷怕了,现在有了钱,将钱看得很重,怕露财露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还不是很好,今天赚了些钱,明天怎么样,心中无底,企业家既有远虑也有近忧,这种生存环境,影响了企业家的积极性。 在中国,露富始终是一些富人行善的心里负担,他们坦言:在现有国情下要想成为慈善名人,简直是和自己过不去。南京高淳的赵雪定捐款100万助学,媒体将其冠以“捐款疯子”之名,邵建波则被称为“慈善狂人”的名号。而就在邵建波做慈善出名之后,却招来数百名索捐、求助者纷纷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要求索捐,见索捐不成,便跑到邵建波的母亲黄老太家中索捐,吵闹,并屡次发生口角冲突,黄老太在纠纷后出现食管胃底打出血。送到医院急救,一小时以后, 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邵建波的遭遇在某一些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目前慈善的社会环境。 而与之相反,作为慈善发源地之一的美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行善,就不会为露富担忧,将个人资产98%用于慈善事业;“股神”巴菲特也捐出自己80%财富捐给了慈善结构,“死的时候还很富有是不光彩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去世前留下的一句发人深省的格言。同时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用于慈善——较之美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民间慈善组织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形成对慈善事业的认知。 据了解,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长期垄断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形势下,使公众觉得已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造成公民慈善观念落后,个人参与慈善捐赠主动率较低。许多公民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以及居住街道被动的参加捐款捐物活动,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误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由于慈善意识普及率低,慈善活动开展不多,慈善事业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慈善组织、慈善理念和慈善行动没有深入人心。 现状六,官方色彩浓厚 慈善机构“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教授认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仍带有某些自由发展或过分依附政府的倾向,一些慈善组织的建设并不完善,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非常弱小, 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甚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为“二政府”。 2006年重庆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全国各地掀起了捐助热潮,就在募捐过程中,暴露出了政府越位、募捐主体不明确等种种问题。在募捐活动中,重庆市政府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成为最大的募捐主体,应该承担主要募捐职能的慈善组织却备受冷落。截至2006年10月初,前者接受捐款1.32亿元,而重庆各地的慈善组织仅接受捐款2000万元左右,然而,据了解,在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募捐主体都是慈善组织,巨大的反差引起了慈善组织的不满。 慈善界人士认为,民政局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救灾救济处一天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到处借调人员搞募捐,天天接电话、数钱、开发票,还没有专项工作经费,慈善组织却在一边“歇凉”,这种体制确实有问题。 徐有光说,政府管事太多,放权不够。改革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从公共服务到社会事业到企业, 都是由政府包办包揽。人们形容,中国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一直到进火葬场都是政府来管。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这项改革迄今也只走完了半步。正如温家宝总理2006年9月在《加强政府建设,推进管理创新》的文章中说的:“政府及其部门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政企不分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将近30年了,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显然更加落后。在一些属于对特殊需要人群提供的“准公共物品”的领域,如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服务事业,在许多国家都是“民办公助”,而中国仍然由国家事业单位管理,民间组织很难进入或只是少数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在办。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行善积德传统积淀的文明古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道德资源,而如何引导利用这座道德宝藏成为当今社会思索的问题之一。 面对民间慈善的现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吕世明说,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国际公益组织运作的成功经验,媒体的持续推动,企业的积极捐赠和民众的普遍参与,将促成中国公益慈善的新局面。吕世明表示: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媒体、民众,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形成“公益五环”。这五种力量互动、互生、互促,并会形成“能量聚合”效力,催生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公益组织的品牌意识。 也有专家同样认为,要打破传统支撑社会慈善发展的只有政府、企业、公益组织(NPO,是非政府组织NGO的重要组织部分)三大部门的慈善模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带给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创新,支持中国慈善事业的不再仅仅只有传统的三大部门,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和民众, 共同形成“公益五环”,相互依靠,相互发展,才是真正支持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基石,才是中国慈善迎来全民时代的重要支撑。 很多人不能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不热衷于慈善捐款”。不可否认,的确有这样的企业家,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许多客观因素如现行的税收制度等,无疑是制约企业家捐款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制定了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但标准不一, 难以满足社会救助的实际需求,直接影响企业家捐赠的积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 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但是超过资金数额还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征收税金。也就是说,企业捐赠超过规定,捐100 元钱还要缴纳33元的税。 我国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健全,就形成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的矛盾,自然抑制了企业家捐赠的积极性。但我们欣喜的看到,在2007年的“两代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提交提案,推动了慈善立法。而慈善立法,将会鼓励更多企业家和公民明明白白捐款。有了《慈善法》,才能规范中国慈善事业的各个环节,增强慈善组织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企业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WTO进程在日益强化,向其他领域辐射。正如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所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热心慈善公益,是企业文化或发展理念层面上的问题,而非业务上的内容,通过慈善公益活动,可以融合公司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密关系, 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也得以加强。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三只手”,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一样,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支柱。然而慈善事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去实施,它的力量和责任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因而迫切需要发挥企业慈善捐款作用,这对于建立和谐社会以及当前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益五环”中的媒体,好比是润滑剂,推进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中,人是平常人,事是普通事,媒体应把握报道尺度,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对慈善文化的宣传, 在社会广泛开展各种慈善活动,正确的引导公众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中,使公众了解到慈善的真正目的,毋需将其神话。 “过去不少公益活动效果不尽人意,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动员能力差,公众认知度低,另一方面也和这些公益组织的理念陈旧有关。在公益活动中,媒体不仅仅承担了公益动员作用, 激活民众的慈善热情,而且应该‘用一种创新的理念献爱心, 用一个创新的机制做公益’。“郭振玺说。 公众慈善意识的形成与媒体的推动息息相关,正如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曾说的“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在努力动员民众、激活民众的慈善热情。 专家认为,通过新观念、新财源、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聚合五股力量,发挥“公益五环“的”能量聚合“效力, 最终使公益项目的设计、宣传、实施,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弘扬志愿精神,注重施、受双方在精神、情感上的沟通、互动, 让公益慈善真正成为呵护心灵的社会工程,这才是”公益五环“合写出一个国家爱心实力的保障。 这是一群最为普通的人,而他们却是中国慈善领域的排头兵。他们用爱温暖着弱势群体的心灵,不愧为爱的守护者与传递者。
格桑花西部助学
在藏民心中永远象征着幸福的格桑花,在网络中再一次绽放。支持这西部教学,让更多的西藏贫困儿童走进校门, 让阵阵的读出声传遍高原的每寸土地。 成立于2005年2月19日的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是由关注西部的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民间公益性助学组织。 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以贫困作为助学标准,以网站为平台,为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贫困孩子提供资助,帮助他们获得接受或改善教育的机会;格桑花每年为西部学校的教师进行支教培训,为西部学校募集校舍修建资金和推广图书室计划。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的宗旨是通过网络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支持西部教育。 嫣然天使基金 明星不再仅仅是舞台上闪耀的精灵,走下舞台,化身爱的天使,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带来美丽的希望。 2006年的11月,久居娱乐头版的李亚鹏王菲夫妇再次被媒体的镜头捕捉,因小爱进而做大爱,他们倡导并发起了嫣然天使基金。 嫣然天使基金隶属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要资助对象为14周岁以下家庭贫困身患唇腭裂的儿童。这是中国影视明星发起的第一家专项基金会。至今为止,全国各地向嫣然天使基金提出了正式求助申请的有300百多名,其中以列入手术治疗计划有221名儿童。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第一个吃螃蟹的王振滔,是一位儒雅温州男士,他带给莘莘学子的不仅仅是爱心,还有尊严。 2007年4月,“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这是国内首家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王振滔说,我投入2000万元做基金会仅是一个“种子基金”,我将用“爱心传递”的方式把这个基金滚动起来。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慈善模式诞生。 灯塔计划 一段旅行,年轻朋友相约走上慈善之路,风雨走过六载,足迹踏遍湘、粤等地,为大山里的孩子带来知识、带来希望。 “灯塔计划”是一个面向农村教育的纯公益性质的群众性的义工活动。该慈善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谋求商业利益。对边远地区的帮助以加强师资力量、传授先进知识和改善思考模式为主,以物质金钱捐助为辅。而“灯塔计划”的来历很简单:当初几个年轻的朋友结伴去全国各地旅行时发现,不少偏远农村学校虽然建立了电脑教室,但通常不是大门紧闭,就是仅用于五笔打字,这使他们觉得农村的教学方式远远落后于城市——感叹之余,他们几个朋友便着手致力于改善偏远地区的师资力量,于是便有了现在的“灯塔计划”。 从2001年成立至今,“灯塔计划”风风雨雨走过六载, 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加入,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都留下了他们义教的足迹,上千名边远山区的孩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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