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在遗嘱中，他吩咐家人：不留骨灰不搞仪式，“我是普通画人就普通离去。”

　　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无论身处什么年代，他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他不党、不派、不媚，对任何一个时期，他都怀有同样的警惕，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小丁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爱憎分明，用漫画把对社会和现实的讽刺和鞭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丁聪在给《读书》杂志插画的30年里，所有的漫画题材都是来源于他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观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中国现实的丑陋发出个人讽刺的政治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编者摘自网易新闻《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漫画家丁聪去世了。

自画像

丁聪的漫画之于我辈，相当于日本动漫之于时下的孩子，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他的作品随处可见。著名的《读书》杂志，每期都要发表他好几幅漫画。

青年丁聪

那时候并不知道，创造力如此旺盛的漫画家已经年过花甲。他之所以如此勤奋，用当时流行的口号说，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光阴夺回来。其实他被耽误的时间不止十年。从1957年到1979年，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表过一幅作品。

出生于1916年的丁聪，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表漫画。算起来，我们的爷爷一辈中，就有人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就跳跃到了我们这一辈。他为我们父亲那一辈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他的一生就是一幅漫画，一幅异常生动的作品。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正值旧上海的文化繁荣期，他画了一些文化名人和电影明星的漫画像。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受左翼文人影响，转向爱国救亡的题材，画出了《逃亡》、《小朱从军记》等较有影响的作品。让他名声大振的，是1945-1947年间，以“争民主”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半个世纪以后，丁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对自己当时的批判勇气感到自豪。他说国民党不让画领袖，他到了香港在《现实图》就画了两个蒋介石过瘾。

我辈所熟悉的丁聪，是在1979年以后，他创作的社会讽刺漫画。从民众的不良风气，到官僚的贪污腐败，他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虽然没有画两个蒋介石那样过瘾，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画家的批判勇气和担当精神。

近年来，这位漫画家常常以长寿老人的形象见诸报端。他的嗜书如命、“妻管严”趣事以及“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的“长寿秘诀”，都成为记者感兴趣的素材。他对此自嘲道：“近来写我的文章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90岁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谦卑、豁达与乐观。他称自己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笔名“小丁”的另一层含义），一个懂得享受快乐生活的漫画工作者。

但是，我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看到历史在他心中留下的斑痕。

晚年丁聪

1949年以后，丁聪应邀出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同时创作了一批国际政治漫画。他在回忆漫画的创作空间时，对这个时期感到满意：“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

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的团泊洼，“文革”中被送到黄村干校。大家只知道，他卷入了一个叫“二流堂”的“ 反革命”组织。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总是回避谈论。曾经有记者坚持要听，丁聪便以自己特有的“妻管严”幽默推给了太太沈峻：“家长！家长！家长，她就要听二流堂！”沈峻出来说：“二流堂没什么，就是这些文化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到了运动当中就给你捏造一个罪名，说你是反革命，如此而已。 ”

这个“如此而已”的阴影，恐怕一直没有散去。晚年的时候他说：“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见李怀宇著《访问历史》）

1979年他为《读书》杂志画的第一幅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恶梦》，画旁写着：“帽子棒子鞭子，写不完的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煎熬”。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丁聪解释说：“这是说‘四人帮’已经揪出来了，一个作家要写东西，但‘四人帮’的形象浮现在脑子里，让他心有余悸，担心写得不对，又给抓了。”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尽管丁聪以超人的精力创作了大量当下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但我个人更喜欢他的早期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古代趣事图和社会风俗图。

附丁聪漫画欣赏：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

成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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