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奇先生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追念陈撄宁先生》一文中曾说：“事有凑巧，1880年，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两位人物：李叔同和陈撄宁。作为佛教的大德，弘一法师李叔同因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世人闻之如雷贯耳；而陈撄宁先生，作为道教以及中华摄生、养生学术的集大成者，学问精博而深奥，却一直鲜为人知。”通过对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陈撄宁应该说是道教文化现代转型史上一位开拓性人物，其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本文通过对陈撄宁先生的生平介绍，力求对其文化贡献作出评价。

陈撄宁，安徽怀宁县人，生于光绪六年（1880）12月，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后因喜好《庄子》，且好事仙道，乃用《庄子·大宗师》中“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句，改名撄宁，道号圆顿子，为龙门派19代传人。其父以教书为业，在家中设馆授徒，撄宁幼承家学，熟读儒典，3岁开始读书，到6岁时已读完《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7岁至11岁，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传》；12岁至14岁，学做诗文，读古文、古诗、八股文、试贴诗。稍长，曾考秀才，初试，因平日喜读当时的《时报》、《盛世危言》等书报，受新思潮熏陶，颇不满清政府的腐朽和丧权辱国，故而试文语涉朝政，差点惹祸，因父亲的关系得免。下科应试，中秀才。旋因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才解脱了陈撄宁应试取功名以光耀门庭的束缚。不久洋务派大臣左中棠在安庆开办安徽高等政法学堂，陈撄宁考入就读，在这里曾受业于严复。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著名的进化论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于19世纪90年代翻译了J·S·穆勒、T·H·赫胥黎和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西方作家关于近化论和功利主义的著作，在当时可谓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有这样良好的教育，在那个人才缺乏的时代，在世俗社会建功立业易如反掌。那么陈撄宁是如何走上仙学的道路的呢？据陈撄宁讲，他还在读私塾时，15岁患极度的衰弱病症，医生说是童子痨，无药可治。于是改学中医，想从医书里找出一个冶童子痨的方法。16至19岁从叔祖父学中医。偶然看到一部医书上谈到仙学修养法，甚感兴趣，姑且试做。起初毫无效验，颇觉灰心，只以自己生命已经绝望，除此别无良方法，勉强继续再做下去。后来身体渐渐好转，生命方能保全。此时就是他平生研究仙学修养法之起点。

据陈撄宁自传所说，20岁至27岁，他除研究中医学理并仙学修养法而外，又兼看各种科学书。那时尚无所谓教科书，凡是讲科学的书都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学馆翻译的。其兄平日研究物理、化学，尤精于高深的数学，更善于绘制机械图画。陈撄宁的普通科学知识，皆是由兄处得来。其兄因勤学过度，三十几岁得吐血症而亡，因此陈撄宁对于专门科学书不敢再用心研究。后来虽考入安徽高等学堂，因不久旧症复发，中途退学，未能毕业。陈撄宁从他哥哥那里不但学到了一些近代科学知识，而且因为哥哥的命运，也更加坚定了他要探索仙学修养之法，以救己度人的决心。

于是，从安徽高等学堂退学之后，28岁至31岁，陈撄宁离开家庭，到处求人指导养生之法，先寻访佛教中有名的高僧，如九华山月霞法师、宁波谛闲法师、天童山八指头陀、常州冶开和尚等。但嫌佛教的修养法都偏重心性，对于肉体仍无办法，不能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因此又寻访道教中人，如苏州穹窿山、句容县茅山、湖北均州武当山、山东即墨县崂山、安徽怀远县涂山、浙江湖州金盖山等，都无所获。于是下决心直接阅读《道藏》。

当时《道藏》全书，遍中国不过七部，都在各省有名的道观内，民国初年，陈撄宁的姐夫乔种珊在上海行医，劝他来上海同住，因此有机会在上海白云观通读明版正统《道藏》。此书共计5480卷，流传了500多年，向无一人看完过，他花了三年时间（1912～1914年），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后写下了著名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一文，认为：“道家学术，即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术，含义甚广，不可执一端而概全体。”“道家学术，包罗万象，贯彻九流，本不限于‘清静无为’狭隘之偏见，亦不限于‘炼养’、‘服食’、‘符箓’‘经典’、‘科教’狭隘之范围”。为了有所比较，他又去杭州海潮寺华严大学，一边给僧众讲课，一边博览佛经。又赴北京寻访高真，并住白云观等庙参修。时年先生35岁。可见陈撄宁从28岁离家到35岁游学北京，整整七年时间主要的精力都在求仙访道。四处游学，广涉博览，不但使他成为近现代史上第一位读完《道藏》的学者，而且广博的视野也让他了解到中国近代道教的现状，为他创立新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6年，陈撄宁36岁，刚刚翻过人生中的“门坎年”（35岁是中国人所习惯称的门坎年），有趣的是，这一年也正是陈撄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年。他收了一位女弟子——文学家吕碧城，并为他作了《孙不二女丹诗注》，手订《女丹十则》，而且撰写了《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这一事实表明陈撄宁已从求师阶段转入传法阶段，尽管访道活动并未从此结束。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在中国近现代道教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这标志着陈撄宁新仙学体系的正式开创。因为《孙不二女丹诗注》既是陈撄宁的仙学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而且陈撄宁开启了自己不同于传统道教秘传道法的新式教学风格，每收一位弟子就要写一部讲义。如他后来收另一位弟子“潜道人”王聘三，又为他写了《＜黄庭经＞讲议》。

1922至1932年历时十年之久，陈撄宁与几位好道之士干了一件在近现代史上全世界都罕见的稀奇事。他们以凑份子的形式，出钱出力，大兴炉火，在陈撄宁家进行烧炼外丹的试验，后来因为战争被迫停止。十年烧炼，九转而丹不成。陈撄宁“从此改变方针，另起炉灶，将曩日外炼精神转而对内。”所以1932年又成为了陈撄宁仙学道路探索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不炼外丹而专事内修。不久，近现代道教史上的第一份重要刊物《扬善半月刊》出版，为陈撄宁搭起了他大宏仙学的人生舞台。

1933年7月张竹铭在沪创办《扬善半月刊》，特辟“答读者问”专栏，请陈撄宁主笔，陈于是利用《扬善半月刊》作阵地，大倡仙学，团结众多学道之士，使《扬善半月刊》成为当时全国研究仙道的中心。他对自己学得和悟得的修养方法和体验，从不矜为独得，对友人及学生从不保守。有不少好事仙学修养法者，常向他请教。尽可能的他都认真作答，并且把带有共同性的问答，公开发表于《扬善半月刊》上，使群众咸知。此举破除了历来对仙道修养法秘而不宣的陈规陋习。由于陈撄宁对于仙学阐释别具一格，引起了广大好道之士研究道学的兴趣，也引起了佛教界一些人的反感，围绕仙与佛，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陈撄宁与他的战友们还与佛教徒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进一步扩大了仙学的影响。遗憾的是，生当乱世，这份现代史上重要的仙学刊物，只办了四年就办不下去了。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扬善半月刊》被迫停办。然而陈撄宁及其同道弘扬仙学的行动并没有停止。1938年5月，张竹铭等人为了支持陈撄宁先生有组织地开展仙学研究，因陋就简，创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仙学院，请陈撄宁主讲仙学理法。陈撄宁于是在仙学院公开讲授了《周易参同契》、《悟真篇》、《黄庭经》、《灵源大道歌》、《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等仙学典籍。1939年1月在全国读者的要求下，《扬善半月刊》改版为《仙道月报》，重新发行，由陈氏入室弟子汪伯英任主编，至1941年因日军侵沪而被迫停刊。以后，陈撄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医院陪病重的夫人吴彝珠，直到夫人于1945年去世。抗战胜利后，陈撄宁一面仍坚持对仙学的研究，撰有《仙学必成》等书，一面还参与了道教的活动。中华道教会和上海道教会成立时，他起草的《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和《复兴道教计划书》，还被作为纲领性文件印发给会员，还作过一些学术演讲。

1950年冬季，杭州中医师胡海牙曾请陈撄宁为他讲过古医书《素问》、《灵枢经》。1953年陈撄宁又应胡海牙之邀赴杭，住在胡海牙家，共同研究针灸科书上高深的学理，预备编辑针灸学辞典。同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厅获悉陈学识渊博，为人方正，推荐于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被聘为文史馆馆员，并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传授静功功法。这是陈撄宁首次出来在政府部门做事，时年已73岁。从三十而立到逾古稀之年，陈撄宁弘扬研究宣传仙学不遗余力。

1956年中国道教界创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陈撄宁被邀请为筹备委员；1957年4月第一届全国道教徒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撄宁被选副会长兼秘书长，1961年又当选为第二届中国道协会长，以居士身份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在当代中国只有佛教界的赵朴初居士堪与其匹。可见他在道教界的德高望重。当时作为著名的养生学家，陈撄宁被称为当代的“太上老君”，中央领导董必武、李维汉等都曾向他请教养生之法，在此期间，他领导开办了全国道教徒高级讲习班、办起全国性宗教学术杂志《道协会刊》（《中国道教》前身），为培养道教人才，开展道教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文革”期间，中国道协被迫停止工作，面对眼前时局，他大惑不解，深为惶恐忧郁，心力交瘁，于1969年5月25日在北京医院仙逝，享年89岁。这位现代史上的著名养生学泰斗，晚年似乎也不服阎王老爷的召唤，陈撄宁生前每每对其学生说，如能让他按仙学修养法清静修养，起码可以活到120岁。

纵观陈撄宁先生一生，除解放后20年外，他大半生都处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当时先生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笔者用几句话概括就是：列强入侵与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内战连连与国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西学东渐与传统文化的七零八落，文化的变迁，使得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以救国图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以文明古老辉煌灿烂而曾经独步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化也面临着强大而剧烈的文化阵痛，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文化都顺时而化，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开始对其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返本开新而开始了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涵摄的文化批评和重建工作，开始了其“文化的“重行自我肯定”，即由传统而现代的文化转型。于是出现了“新儒学”“新佛学”“新道学”，儒家以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佛家以敬安、月霞、谛闲、圆瑛、省元与印光，特别是太虚法师和弘一大师为代表，而道家则首推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

在道教人才极其缺乏的近现代史上，陈撄宁先生的新仙学思想代表了道教界的宏大声音，其对于道教文化的现代性贡献，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陈撄宁是近现以来代表道教界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颇具现代性的仙学思想对道教文化现代重构有大师般的启蒙之功。第二，他主张仙道救国，开启了近现代道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第三，他尊重科学理性精神，引科学以改造仙学，其仙学养生思想体现了向现代生命科学的转型。第四，其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新仙学思想对当代道教徒提出的“生活道教”理念有启发之功。第五，陈撄宁及其学派开创了道教组织和宣传手段的现代化之路，扩大了道教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第六，他创新了道教人才的培养方式，为繁荣道教学术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在谈到民国以后的道教时曾说，这一时期的道教界，“除了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有些思想上的成就外，恐怕民国时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道学家。”陈撄宁在生前就被人称为“科学化的神仙家”，“当代的太上老君”。笔者认为，从道教文化建设的角度上看，其在道教理论现代化的贡献在近现代中国的道教界无人能及，若从横向比较，三教范围内，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只有新儒学的冯友兰与佛教界的太虚法师堪与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