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采访王元化先生，王元化说，只谈张可。李宗陶的采访时间选的不对，那个时期张可先生刚刚悄然离世，对王先生来说，眼前是无尽的记忆，话题自然不会侧重在学术。这次访谈我读过之后印象很深的有两处：一处是来访者问：“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参见本书19页）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提问者在弄玄虚，王元化先生对此回答说，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这显示出那种曾经沧海之后对自身和时代的笃定，——既然自己已经承受了一整个时代所必须承受的东西，那又何必再拒绝承认时代呢。还有一处，或许也是王元化对张可最具代表性的感觉：“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读了使人难免心中一动。早年在余秋雨的书中读到王元化和张可，便使人有应把二位先生放在一起来看待和讨论之感，类似于钱钟书与杨绛，现在这种看法越发强烈了。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应该放一部《四书》，而不必学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我猜想这是因为我们本来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度吧，我们的传统是立言立行，规矩方圆。他还希望现代中国的学者应该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参见本书29页）各种材料和影像资料里出现的余英时，给人感觉是一个激越的人。他对国家观念的淡薄，从现在这书中的说法来看可谓由来已久。1955年余英时获得到哈佛访学的机会，因为他在香港的刊物上写过不少倡导民主、自由的文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直拒绝发给他护照，最后只能以临时旅行文书出国。事后他对此说，早年即没有“国家”，因此思想也不受“国家”的限制。余英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人，可谓见证了我们这个国度在进入现代之后所有的离乱悲欢和中枢交替，自小浸淫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背景之中，他后来决心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弘扬和建设，而完全抛弃国家观念，是有同等经历之中国读书人可想而知的选择。面对今天的学界，以今天普遍的社会上对精神价值的态度，余先生空余一声感慨：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许倬云先生谈起王小波的“黄金、白银、青铜”时代三部曲，说王小波小说的叙事不规行矩步，但是不够精到、有力，要求他炼字炼句，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几句是多余的，那几个字是白加的，王小波当时还不服气。许倬云还说，啰嗦不是力量啊，你耍刀舞剑，力量在锋尖而不是在后面的红缨子红穗子啊。这说的很有趣，我想读过王小波小说的人，看到许先生讲的“啰嗦”两个字都会不由得会心一笑。不过颠倒和啰嗦似乎是王小波刻意在小说叙事和结构上的一种追求，并不能完全听取他的许老师的意见，变成锋芒毕现刀剑的。如若不然，王小波今天也不会有如此多的青年读者和自封的知己吧。其实我看这段访谈，许先生也并不要王小波真的改掉这种写小说的风格，事实上，正是许先生的推荐，王氏小说才真正获得了问世的机会，获得它该得到的荣誉。许倬云先生给人感觉，总是能在宏观的题材之下，给你看看那些细微的可以体察之处，他虽然是讲大文化，他的书却能叫你看得下去。我想这是他著作的一个特点。他特别注意把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作为中的亲缘性的一面表现出来，他会用这种血浓于水的东西来说明问题，而中国人的亲缘性是大家从小就能体察到的，几乎没有什么隔膜。许先生说：比如两个中国人，一个住在纽约，一个住在北京，两人在伦敦碰到了，一看都是中国人，还是会亲一点。如果是两个美国人，未必会有这种感觉。在一个寂寞的人群（Lonely crowd）里，如果有还可以牵连，就不会太寂寞了。（本书63页）——他的著作给人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牵连的一丝两丝？

我现在手边这本属于访谈录性质的书，书名叫做《思虑中国》，受访者来历复杂，无法简单概括和归集。访谈就是这样吧，编著者是这些访谈文字的发起者，然而主角却不是他们。访谈一但展开，话题走向也无法确定，需要清晰而又坚决的思路。因此这种访谈的工作，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出来，是不容易的。那么，主角们呢？或许，真的有一批人日日夜夜在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走向殚精竭虑，又或者有些人正从过去一步步走来，敏感地见证了这个国度文化和历史的兴衰？又或者，他们这些人正像是刚刚婚嫁的新人，虔诚地向这个家国、向传统、向历史致以深度的礼数。这些人中，有长年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人，有中国历史的西方研究者，有显著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小说家和诗人，还有用画笔表达自己的艺术家，甚至有迷恋小人书和老电影的媒体人，纷乱的话题和思想，使人决难归拢自己的思路，说清楚自己的感受。看吧，这老成弥重、张牙舞爪的一群。

我看到更多的，是这一批人怎么样如前所述怎样度过属于他们的时代。那些对未来没有幻想、也早已经丢掉理想尤其是社会理想的普通人们，他们的一生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生，和时代没有什么关联，或者就只能顺应潮流，急流勇退。而有些人不但要写个人的生涯，也参与时代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进而要以存量换取质的变化，也就是影响了时代，书写了时代。我常常想，在有生之年，得以参与甚而书写时代，相对于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先前固执于自己的得失，害怕消失了“个人”投入进去，而又无法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既想要“自我”，又不甘心随波逐流。对于宏观的社会、时代范畴而言，终究是不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一直找不到明确的参照。近些年读了一些类似于这本书这样的访谈录，有一个显著的发现，就是看到受访者对待自己和历史的那种坦然。

何怀宏先生说：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李宗陶 采写 / 2009.03 / 新星出版社 / 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 / 36.00 / 平装

李宗陶女士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本书是她近四年来与三十余位知识分子（包括了学者、作家、艺术家）所做访谈的结集。这些人物是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何怀宏、卜正民、冯象、宇文所安、杨东平、张立宪、贺友直、阿城、查建英、木心、刘索拉、崔永元、姜文、方力钧、向京、陈丹青……。

宗陶女士将这些杰出知识分子的言谈、见识和智慧带到了我们面前，她对自己角色的理解是：“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对于宗陶女士的采写功力，许纪霖先生如下妙评：“一次成功的采访，与其说取决于被访者的水平和口才，不如说看记者肚子有多少货色。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李宗陶的成功，来自于她的灵感加好学。……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她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