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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勇做中华文化传灯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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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文化共存亡

任老先生曾经写文章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予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 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

作为国学大师,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呢?人老先生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我们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延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人或者族群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文化当中,说人必说到他是在前辈文化中成长出来,在继承的同时,又创造出与时具进的新文化来。

中国哲学前途无量

每一个有良心、向往美好理想、维护正义的民族, 处在不美满、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我们将何以自处? 中华民族向往的大同世界必将来临,但要在大同世界来临之前先要做到自存自保。我们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也要保持住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可忽视文化交流中的势差现象。世界大同之前,自己民族有先被消融的危险。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人人都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后来, 终极精神的安慰由宗教去解决, 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 伦理学与法学彻底分开,避开法律制度,法律学追求纯理论的探索。哲学本来与生活十分切近,却逐渐远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20 世纪的西方哲学已面临萧条局面,因为它成为哲学家的纯思维训练,以至成为思维游戏。因为它远离生活,不能解决人们的最大困惑,倒是西方的宗教得以大行其道,西方欧美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相当冷落,而宗教系门庭兴旺,这种现象足以发人深思。

中国哲学本来脱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深入生活,在古代曾起过积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契机,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改造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歪曲的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治的办法。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

中国哲学遇到了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厚,只是过去没有人花力气坐下来认真研究它,缺少细入毫芒的科学分析功夫,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弃置不顾,或一脚踢开,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经历,这类错误不能再犯了。

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抛不掉、打不烂。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林孔庙。这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借打孔子之神,造马列之神。

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还要继续清理,我们责无旁贷。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首先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骗。有的人到外国取经,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 (流行的未必是真经) ,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中国拿来是否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移植外来学说,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

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21 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有害的说法。从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说的正—反—合) 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曾负担过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困惑,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 得到充分教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疑难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以律己之心对待人生

  沙滩银闸忆旧游,

  挥斥古今负壮猷,

  履霜坚冰人未老,

  天风海浪自悠悠。

               ——任继愈

  这首诗是任继愈先生与大学同窗胡绳先生共怀昔日往事时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至今,先生仍然在为少年时所负“壮猷”的实现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只要有人稍稍提及老人生日的事情,老人便会马上“祭出”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

  “不过生日,是因为既耽误我的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老人解释道,“我七十岁那年,很多天南地北的学生要赶来给我过生日,我说,你们来,我就躲出去!”

  “不赴宴请,是有些倚老卖老啦,有时国家图书馆一些必要的应酬,我就请其他馆长代劳。怕耽误时间,再说,那些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也说不全。”

  “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的确,时间宝贵,老人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由于古籍整理工作几乎占去了老人的全部时间,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放下,但是,在老人的心里,却一直有所惦记:“以前编的那套《中国哲学史》,因为是教科书,所以很多未定之说不能写进去。我一直在思考,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谈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不想太长,30万字吧。”

  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行时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天风海浪自悠悠”,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老人曾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在老人看来,“究天人之际”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从天到人,任继愈的哲学研究,始终是关注人的学问。“学术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老人说。

  与他谈天,不会有年龄的隔阂,因为,他的心,始终在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谈启蒙,他能从当年自己听小学老师曹景黄讲《论语》“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从而造就了他鄙视趋炎附势的人生观说起,讲影响孩子一生的价值观、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谈教育,他能从研究生发表论文的量化评定标准说起,讲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迫切性;谈文化,他能从传统小农意识对中国人的影响说起,讲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革新任重道远;谈国学,他能从古人重“孝”,而在今天独生子女日多的情况下除了讲“孝”外还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说起,讲国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诚信斯言。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老人在八十岁时,却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律己为人,是老人一生的写照。  

对学问和年轻人寄厚望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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