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九十年代初，政治形势严峻律术．空气一度较为沉闷。部分人心中的“五四情结”（打倒孔家店）和附级斗争情结”（批判封资修）又有较多的表露，他们怀着戒备和反感的心理对孔子热和国学热提出指责。如李一氓给蔡尚思的信（1990 4．14）中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 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他认为五四打倒孔家店并不如有人所说的是“一个误会”。他说：“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 社会主义的建设。人生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 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李一氓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是从五四走过来的老干部，他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把孔学定性为封建主义，不承认儒学中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成分，不相信儒家会在现代社会中起积极作用。

赞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精华）的人，在政界和 学界还是居于多数。苏联东欧巨变以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破产，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进入反省、重建的时期。中国人更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许多人认为这“中国特色”就在同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一批退职的老干部热。已组织和推动传统 文化的研究、发掘、应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东方文化研究会，都有资深的老干部参加。不论政治信仰和专业职务有何不同，中国人对自 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归属心态，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1990到1991年中，与儒学相关的重要会议有大连夏季孔子学术讨论会（1990年），冬季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究会（1990年），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1991年1月），山东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讨论会（1991年8月），曲阜海 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衡州儒学与浙江文化研讨会（1991年11月）。各种会议关注的的中心是儒学与现代中国伦理重建的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批判为主，现在是以继承和发扬为主，大家都在努力发掘儒学中有利于改善社会精神生活的内涵。

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状态，以及由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的败坏，使人们更感到精神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这种建设离开传统文化是不能成功的。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为热烈和扩大，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

最近三年中的重要学术会议有1992年福建朱子研讨会，北京炎黄文化学术讨论会，济南第二届东方实学国际研讨会。1993 年春杭州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北京心性之学学术座谈会，夏季北京传统道德与青少年教育研讨会，北京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威海孔孟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0月北京汤用彤、梁漱溟、张申府三先生百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1994年五月太湖两岸魏晋玄学研讨会，八月曲阜中韩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学术讨论会。1994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秋季在北京举行的孔子2545诞辰纪念与学术国际研讨会，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与会者达二百多人。

九十年代大陆儒学热的特点和成果可分述如下。

第一，海内外密切交往，共同推动。大陆近些年召开的传统文化学术会议，大多数是两岸三地学人共同组织或参加的，或者邀东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人士出席。还有一些有关儒学与东方文化的会议在大陆周边国家或地区召开，邀大陆学者赴会发言。这充分显示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实存性、亲缘性和发展潜力。会议期间或会议之外的文化互访，亦加深了东亚各地学人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学术上形成互补共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学术交往又扩大到欧美学界。儒学研究进一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使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热升温。1994年秋在北京正式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是儒学的影响在全世界急剧扩大的明显标志。

第二，在基础性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有重要建树。以儒经为主体的古代思想典籍的整理、重印、泽注的成果很多。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典籍导读》一百本已经出齐，有注有译，出自许多名家之手，质量可谓上乘。张岱年主编、牟钟鉴副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提出国学书目八十五部，作为今后中等教育中经典训练的参考书目，向新一代知识青年推荐。南海出版 社推出《中华儒学通典》，包括儒家经典释读、儒家人物学说、儒 学观点传承三大部分。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已经出版。由朱伯昆、辛冠洁等主持由多位学者参予编写的《中国儒学百科全书》即将出版，该书体系宏大，内容丰满、非一般工具书所可比拟。在经学、儒学和儒学史研究方面，比较有特色的学术著作有《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三卷出齐），陈来《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赵士林《心学与美学》，成复旺《中国古 代的人学与美学》，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王葆铉《西汉经学源流》，紫竹《传统人生哲学纵横谈》等。学术研究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基础不深厚，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健康持久。

第三，近现代儒学的研究有突出成绩。民国以来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的重要的和最近的阶段，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儒学，它有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特点，对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影响，加上港台新儒家在大陆的活动，使大陆学界对新儒家的研究发生极大兴趣。在文献资料方面，由肖空父、汤一介主编的《熊十力论著集》继续出版，由涂又光编纂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已经出到十三卷。八十年代后期，由方克立、李锦全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陆续产生成果。如《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出版了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郑家栋的《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出版了《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等。近几年还出版了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田文军《冯友兰新理论研究》等，以及《现代新儒学研究论文集》（一、二）。冯友兰先生是当代儒学大师，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后期的评价海内外颇多异议。

冯先生始终处在中国哲学学术研究的叫心舞台，其讲论著述。前期在海内外的影响，后期在大陆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顺逆直曲表现了中国哲学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都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正如有人所说：“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大陆正在酝酿成立冯友 兰学术思想研究会，用以推动冯学的研究。1995年是冯友兰先生和钱穆先生涎辰百周年，大陆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

第四，儒家的伦理思想受到特殊的关怀。

人们在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道德问题上。一方面是社会出现道德危机，急需重建；另一方面是儒学有丰富的道德思想资源可供开发，而且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再加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市场越来越小，人们也敢于从正面继承和弘扬儒家的优良道德传统，不必顾虑挨批挨整了。

在李岚清副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教委正在组织部分大学老师编辑《中国传统道德资料》，为正式编写大中小学道德课教材做准备工作。北京市已经编成《中国优良道德传统》一书，把它作为中小学生读本。《中华传统美德读本》（顾明远主编、王炳照副主编）已经出版，其书简易通俗，形象生动，专供青少年阅读。大连推出《新三字经》，在该市城乡中小学中广为传播，该书分“八心”：勤、俭、智、恒、奋、勇、群、重；“八德”：仁、义、孝、敬、公、廉、 忠、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成《中华箴言》，已经出版。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事例，类似书籍还很多。政府、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民间，各从不同角度整理和研究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遗产，当然在理解、选择和侧重上彼此存在许多差异，并无定论，可以说都在进行探索和试验，能否成功尚未可知。

七

儒学在大陆的前景如何？这是很难加以准确预测的。有人十分乐观，认为儒学的复兴在即。国际上有些学者也看好儒学， 遂使“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成为国际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澳大利 亚两位做过外交官的学者李瑞智（Reg little）、黎华伦（Warren Reed）写了一本《儒学的复兴》，认为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正在复兴，“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中国人不应盲目乐观，大陆的思想界在很长的时！司里，包括下个世纪初，将是三大思潮（社会主义、欧美文 明、传统文化）互动和文化多元发展的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儒、佛、道和诸子百家都会出来参予争鸣。如果说，儒学的复兴是指儒家文化的精华将得到弘扬，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发挥较 大的作用，这是可能的。如果说，儒学的复兴是指新的儒家学派在大陆出现并成为学术重镇，这也是可能的。但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它在历史上有过的那样，成为独尊的或主导的文化体系，它只能要求在多种文化园地中占有一家的位置，这样对它的发展也许更为有利。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儒学热”基本上还停留在学者的小圈子里，还是一种学院文化，而且是研究热，不是信仰热。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儒学仍然相当漠生，不知它为何物。所以就了解和研究儒学而言，也只能说处在起步的阶段。何况有人对目前存在的所谓“国学热”颇不以为然，认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弥补 西方文明的缺陷，不过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神话”，是“一种复古”，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当然是要批判的动向（见《哲学研究》94年第6期《国粹·复古·文化》一文）。可见，儒学要在大陆现代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必须克服重重阻力，进行长期 的艰苦的工作，而其中首要的是从理论上做好自我更新，做出创造性解释，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从而吸收它的思想营养。目前对儒学有兴趣的人们，正在从四个方面转化和应用儒学：第一，认真研究和吸收儒家人生哲学的精华，重建中国的人生信仰和做人之道；第二，有选择地吸收儒家的道德思想，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第三，研究和阐发儒家的管理思想，结合西方现代管理和中国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与企业管理模式；第四，争取在教育体系中纳入儒家经典训练，以便提高新一代的文化素质，为社会培养知书达礼的人才。

儒学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复兴，决不如美国享廷顿教授所预言的那样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享氏所说，是一种狭隘的文化 排他心理，并且将文化交汇同政治军事冲突混为一谈，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儒学与东方文化将以“和而不同”和“殊途同归”作为口号，用博大宽厚的心胸容纳一切异质文明的积极成果，同它 们和平共处，交流学习，共同促进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儒学复兴对于东方和西方，都将是一种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