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文化迅速地崩落，我们许多文化人对过去一些称呼的文化内涵已经不甚了了。比如，对“弟”的称呼就是如此。

大约十年前，北京某位年轻的教授称：“费孝通对我真客气，写信称我为弟。”大有洋洋得意之态。当时南京师大的一位老教授听说了，连声说“可笑”。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诉诸文字时是称学生为“弟”的，弟就是弟子。费孝通给北京某教授写信称“弟”，就是认为是学生辈，并不是称兄道弟的意思。

上世纪30年代，家父从我的外祖锺锺山读书时，锺锺山有《中国哲学史》赠送，扉页上就写着“赠某某贤弟读之”。“贤弟”者，对学生的称呼也。外祖为人极其严肃，蒋礼鸿先生挽诗称“锺子巗巗”，称学生为“弟”绝无称兄道弟之含义。31年前，我考上研究生后，蒋礼鸿先生给我写信，称“世弟”。我当时也不甚了了，曾请蒋先生将称呼改成“世侄”。蒋先生笑笑，说：“其实这两个称呼是一样的，既然现在的人不太清楚了，就改吧。”我的导师徐复先生给我赠书，也是称“仁弟”、“贤弟”的。这就是“师弟之谊”。所谓“师弟之谊”，老派是见面要行跪拜礼的，新派只是在称呼上了。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在《养怡堂答问·十六》中说：他是不赞成“师弟之谊”的规矩的，因为每见必行跪拜礼，他的意见是“古称五伦，原无师弟。师弟一伦，自包括在朋友之内矣”。（《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页794）因此，他不接受拜师，对我们这些考进去的博士生，写信也只称“同志”，取志趣相同，“同志曰友”之义，并非含革命性，更非时下之义，千万不要误解了。

就“师弟之谊”来说，如果某位老师认为某位学生不宜以学生目之，要用敬称，那就不能用“弟”了，只能用“兄”。我的老师、礼学大家钱玄（小云）先生，给我写信，就称“兄”、“仁兄”的。这么一来，老师的自称就成了“弟”了。称学生为“兄”，才确实是敬称，称“弟”其实不是敬称。47年前我读大学时，对《两地书》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觉得非常奇怪，不知道他们彼此间有什么隐秘。后来了解这个称呼的文化内涵后，才算明白了。

这些年报纸和杂志上有些回忆往事的文章，说到某先生称学生为“弟”时，总是要说先生是如何谦虚，泯灭了辈分。其实光从这个称呼上看，并不一定如此。“笔会”8月12日黄柏生先生的文章《多年师生成兄弟》说到老师黄达聪为他作《青松郁茂》图时题字“青松郁茂柏生贤弟新居誌喜……”，“贤弟”二字实在是老师称学生之语，而张大千给黄题赠的山水署“达聪仁兄雅属”，那才是对学生的敬称。

还有一个“仆”字，古文书信中常用来自称表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屡见。上世纪80年代中，有一位很有才气的硕士生要投考某位名师，为显示自己的实力用文言文给这位名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自称为“仆”。那位名师看到信后，很不高兴，认定此人水平不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仆”字虽然是自己的谦称，但只是用于平辈之间或长辈对晚辈的情况下。学生给老师写信而自称“仆”，显然不能表示谦虚，反而显得倨傲了。我和张舜徽先生闲谈时曾经说到此事，张先生哈哈大笑，给我讲了个故事：晚清废科举办学校，湖南常德中学有一学生（其时学生年龄都不小了）写信给知府，用文言文，多处自称为“仆”。知府看后，很不高兴，到学校来考察，说废科举之后，教育大为退步，然后话锋一转，说：“也不能说毫无成绩，我们倒是教育出许多‘仆’来，真不容易呀！”湖南的这个故事，张先生后来写到他的《养怡堂答问·三十八》中了（见《讱庵学术讲论集》页818）。可见，对这些传统称呼的文化内涵，晚清时也有不甚了了的。

过去的称呼有许多文化内涵，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小姐”，本来是称呼有地位的人家的青年女子的，解放后废止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开始时是个敬称，谁知十几年后，我们这里有了“做小姐”的说法，遂从敬称跌落到红尘里，于是对于宾馆、饭店中的女性服务员，又回到原来的“服务员”的称呼了。其实，我们也无须为“小姐”这个称呼的沦落而伤心，须知这个称呼在宋朝时正是指的乐户和妓女，查一下《汉语大词典》就清楚了。现在也不过是回到它的开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