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开国元勋，他们也是父亲》系列访谈之三

　　凌孜：原名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在我眼里，父亲是标准的慈父。”提起父亲叶剑英，凌孜的脸上浮现出柔和的光芒，眼睛看向墙壁上父亲的画像，仿佛又回到在父亲身边、在父亲庇护下长大的那些温柔岁月。

　　叶剑英有6个子女，原名叶向真的凌孜，是他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唯一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宠儿。“我出生在延安，出生后不久母亲得了肺结核，所以我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日夜看护着我。”凌孜常常这样开始回忆她和父亲的故事。与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她跟父亲的关系更亲近。1954年父亲坐火车离开广州时，凌孜不放心他，竟然偷偷睡在父亲火车包厢的地板上一路跟着。

　　少女时期的那段生活，是凌孜记忆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那时，父亲从广州调回了北京，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们。“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他就是一个‘孩子王’。”凌孜微笑着回忆。很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当年因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黯然离开广州，他那时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不平静的，但他从来没在孩子面前表露任何阴郁不满。

　　父亲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待人宽厚。凌孜说，即便是巡逻的警卫员，他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和家庭状况。有一次，一位被大家称为“小和尚”的工作人员护送叶剑英洗澡，一时贪玩把门一插，自己到后山玩了起来。被反锁在里面的叶剑英只好在里面“咚咚”地拍门呼叫，幸好被院子里的警卫听到才“解救”出来，已经七旬的老人被关了40多分钟。其他人都很生气，他却微笑着说：“无心作恶我不罚，算了吧。”

　　凌孜记忆中，父亲从没对自己发过火，唯一一次生气，是得知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时。“父亲特别希望我从事工农医学商这些行业，他觉得导演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父亲为此好几天都不跟她说话，这在他来说已是最大的“愤怒”了。而若干年后，叶剑英看了女儿导演的《原野》时，竟主动跟她说：“我终于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爸爸为当年的反对道歉。”

　　凌孜还记得，当年她与钢琴家刘诗昆举行婚礼时，陈毅、罗瑞卿等很多将帅都来道喜。忙了一天，把客人都送走时已是深夜了，父亲问她：“你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糖？”凌孜这才想起忙得都忘了。“父亲很少发火，他一瞪眼我赶紧拿着托盘装上糖和瓜子出去。人家都睡着了，我挨家把他们敲起来给他们补发糖果。父亲一直等到我回家。”这种谦逊、温厚和平易近人，是叶剑英一生都秉持的品质。她清楚地记得，即使到了晚年，爸爸不得不坐在轮椅上，任何人看望他告别时，他都会自己摇着轮椅，从住所一直送到大门口。

　　“文革”当中，叶剑英的几个子女都遭受到了严重冲击：长子叶选平、长女叶楚梅与丈夫邹家华、次女凌孜与时任丈夫刘诗昆悉数被抓。让凌孜最感动的是，父亲把所有的苦都默默地存在自己心里，在孩子们面前，他用乐观和坚强给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持。

　　叶剑英生前最爱、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住所，是军事科学院2号院。因为军事科学院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凌孜后来移居香港经商，但每次回北京，她仍会住在那里，这里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父亲生前的样子布置着。“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她微笑着说。

　　叶剑英的6个子女由不同的母亲所生，这个大家庭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可是孩子们却相处得和睦融洽。叶家后人到现在有50多口，他们每年都会在大哥的召集下，在广东举办一次家族大聚会。而这也是自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家庭传统。

　　凌孜说：“父亲待人厚道而包容，这样的胸怀给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2007年，叶剑英诞辰110周年纪念，80多位“红色家庭”的后人都赶来参加这个特殊的聚会。那天，无论是曾经“整人的，还是挨整的”，其后代都握手、拥抱，几多感慨，几多感动。聚会上还有两位特殊的来宾：华国锋的儿子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巧的是，当年抓捕毛远新的人也在场，大家握手、照相。“我相信，如果父亲能看到这一幕，他会很高兴的。”凌孜欣慰地说。

　　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的凌孜，一向低调不愿接受采访。但只要是关于父亲的回忆，她每次都会欣然接受。因为这样，她可以再一次与父亲“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