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惟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惟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而叶嘉莹以八十多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叶嘉莹提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内镇日研读静安先生的那个暑期，有时在夜晚她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甬道中走过，竟会感到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时对静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过“不得亲聆教诲”的悲慨，而廿载之后，静安先生终于以遗留于历史尘埃间全部之生命，给她以极大的启迪。

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用异邦语言讲授故土的诗歌，毕竟有所隔膜，失落了那任意发挥的挥洒自得之乐。加之长在心头的那一份“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的情怀，叶嘉莹一直怀有归国讲学的愿望。1978年改革开放，叶嘉莹终于投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信。

那是温哥华暮春的黄昏，家门前的树林之上，落日融金，倦鸟归巢。她穿过树林走到马路那一边的邮筒，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春光即将长逝，向晚的光景唤起了叶嘉莹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金色的余晖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华虽美，也终将飘零；而自己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究竟何日才能实现呢？于是她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

申请信寄出后，她时刻关注着国内教育方面的消息，一段日子以后，终于如愿得到回音，国家安排她到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在北大短期讲课以后，叶嘉莹便受恩师顾随先生之好友李霁野先生的坚邀，转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当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讲授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课两次，地点在主楼一间约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讲课开始后，同学们反响极为热烈，慕名而来的更有许多天津其他院校的学生，临时增加的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以致于有时叶嘉莹想要走进教室、步上讲台都十分困难。

中文系无奈出一下策：只有持听课证的同学方可入场。这一来引起了其他院校学生的不满。天津师范大学一个伶俐姑娘想出对策，竟然找来一块萝卜刻了一个文学院图章，自制了一个假听课证。一时间，真假听课证统统洛阳纸贵，叶嘉莹上不去讲台的困难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每回上课，教室的阶梯和墙边，依然挤满了或坐或立的人。

30年光阴驰过，回顾这段往事，叶嘉莹依然忍俊不禁，抚掌直笑。她告诉我们，当年那个刻萝卜图章的姑娘徐小莉，如今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然一有机会就来听她讲课。“我30年前的那些学生们，现在还来听我讲课的，还有很多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叶嘉莹凡有暑假年假，必定回国讲学。她曾应邀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讲学；又应各社会团体邀请举办了数次颇有影响的古典诗词系列专题讲演。凡开讲时，必定人头攒动，从七八十岁的学者，到十七八岁的青年，无不喜爱赞许。1981年叶嘉莹在杜甫草堂参加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前辈学人缪钺先生，还曾有过一段知遇之缘。后来与缪先生合著《灵谿词说》，更被缪先生许为“晚年第一知己”。

叶嘉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离开南开时，最后一晚为学生们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起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她与学生们，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直到熄灯的号角吹起。这正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1989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每年有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等国际诗词讲坛上。

1991年，叶嘉莹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同年应南开大学要求，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4年后在海外募得蔡章阁先生捐助的资金，修建研究所教学大楼，并将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1995年，叶嘉莹在指导博士生的同时，开始教少年儿童学习古典诗词。她与友人合编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为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她又亲自吟诵编选的一百首诗，给读本配上了磁带。此后，她又多次到电视台教少年儿童吟诵诗歌。

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

叶嘉莹一生以传薪为乐，直至花甲，直至古稀，直至耄耋，至今仍汲汲于授业。

叶嘉莹一生际遇坎坷，多经离乱，少年时丧母，青年时丈夫遭祸，中年时痛失爱女，而不幸中之大幸运，乃是她得以终生与古典诗词相随相伴。

卅载前，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曾写过一首绝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一生景仰屈原和杜甫，而屈原追索理想的执着精神，杜甫心忧天下的入世情怀，同样浸透在她的生命里。“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高枝上的“花”象喻着她热爱的古典诗词，让她终生念念不忘的，乃是古典诗词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王国维永远息肩于颐和园内、鱼藻轩前的湖水之时，叶嘉莹尚未年满3岁；髫龄学诗前尘里，父亲与伯父之音容笑貌犹在目前；曾与她有过恩师之情谊、知音之遇合的顾随先生、缪钺先生，亦已仙逝；唯恩师之教诲，还在世间传扬——

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教诲，如今，她正在以身体力行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