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在《辞海》中释义有二，其一是“贫寒”，其二是“贫苦而有志节”。“贫”而至于“寒”，是极端言之，自然非一般情形的贫困可比；“贫苦而有志节”，则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又有什么可羞可愧的？一个人高贵与否，并不视其财富和地位笼统而言，只须看他究竟是富而立德，还是富而不仁；到底是贫而有志，还是贫而无行。过穷日子，易于消沉，即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过富日子，易于堕落，即所谓钱眼如井口黑窟窿。居贫处富均是对心灵的考验，贫与富是两面毕现毫发的镜子，能分别照出一个人精神的“上半身”和肉体的“下半身”。岂不见有些人由于一时犯穷而时时处处抬不起头，说不起话，自惭形秽，低三下四，他们没了骨气，没了干劲，也就痛失了改变命运的先机，甚至堕落到穷斯滥矣的地步。岂不见有些人因为一朝致富而骄奢淫佚，为了寻求刺激，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天堂有路他偏不走，地狱无门他却闯进来。

95%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看清现状，轻度的贫穷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境遇虽好过工人、农民，却远逊于那些生财有道的贪官和奸商。他们双脚踩在贫困线外，要以加速度奔向中国特色的富裕，其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必须踩中一块沾满运气的西瓜皮，否则将他们拢成一堆，称之为知本家和中产阶级，就不只有点勉强，而且近乎滑稽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倒不在乎轻度的贫穷，他们能从事业中找到快乐，也有功成名就的信念，这项补偿到位了，他们就决不会怨天尤人。

近日，我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卷，读到一则有趣的故事。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生性傲岸不群，长期杜门谢客，潜心研究哲学。有一次，他听到愚氓以不恭之词对哲学和哲学家说三道四，嘲笑他是一无是处的傻瓜笨蛋。泰勒斯一怒之下，决定用最有效的方式和最雄辩的事实反击世人，证明他作为哲学家，并不短缺赚钱的本领。那一年希腊全境荒歉，橄榄收成极差，泰勒斯便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榨橄榄油的工具，翌年橄榄大面积丰收，他再将榨油工具出租给那些急需它们的家庭，由于他在当地的工具租赁业界拥有最大份额，处于垄断地位，索价自然不菲。事后，泰勒斯将赚来的大笔金钱用于赈济穷人，又继续心安理得地干回他的老本行。古往今来，能赚大钱的知识分子大抵有点接近泰勒斯这种情形，并非个个见钱眼开，他们甘于轻度的贫穷，乐趣全往事业学问中去寻求，认为奢侈的生活徒然使人脑满肠肥，反而可憎可厌。谁说他们是傻瓜笨蛋？他们才是不露声色的聪明人。

世间确实有一些“怪物”热爱着那些不以营利为终极目的、来钱来得最慢的事业，有时要隔数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才能见到成效。塞万提斯写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例子，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是一个例子。凡高当年画《向日葵》和《鸢尾花》，半文不值，现在这两幅作品的价格却飙升至一亿多美金，变成了天文数字，足以使终身未曾脱贫的“阿尔的倒霉蛋”惊出一身热汗来。然而他本人已不可能从天堂的邮局或银行里领到这笔巨额酬金。

人类的精神财富多半是由清贫者创造出来的，古今圣哲中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苏格拉底、耶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尼采、梭罗，全是清贫者，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未褪失馨香和亮泽，佛祖释迦牟尼出家前贵为王储，却主动放弃了富贵荣华，甘为清贫者，在异常艰苦的修行中大彻大悟，以佛法普渡众生。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口不言利，尽管如此，“清贫”的第一义（“贫寒”）仍嫌太过，第二义（“贫苦而有志节”）甚好，轻贫相当适度，不至于令他们的精神扭曲变形。不少思变者暗暗谋求暴富起来的那一天，然而他们使出来的全是跟不上趟的慢动作，想想也就罢了。

我没有仇富心理，也不像卢梭那样憎恨富人，说他们“是一群饿狼，一旦尝过了人肉的味道后，就拒绝其它食物了”，我只是认为，与屡见不鲜的浊富相比，清贫要好得多，清贫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成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德行最有操守最有良知最有贡献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