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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传统的东西”是什么?——争鸣的史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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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岁末之际,两位名家关于“国学问题”正面交锋而且观点相反的讨论,在国学界乃至学术界十分罕见。若能深入地良性地探讨,定能促进国学研究的推进,成为一件学术盛事。这两篇文章,前文针对后文提出反对,偏向于文化角度;后文针对时下国学热提出质疑,倾向于历史方法。

 但两篇文章有个明显的交汇点就是如何认定“国学传统的东西”:两篇文章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前文)以及“五四以来”(后文)正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前文)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后文)正好是那时国学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两位先生的文章课题较大,如立场、态度、质疑,而对于“国学传统”并没有具体内容,致使讨论基础薄弱,立论说理空泛。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史和现代历史学有两大重要文献:胡适撰写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傅斯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胡适主张用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傅斯年主张“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现在根据这个研究国学的方法和意识,认真整理一下相关的史料。以期回答两位先生提到的“国学传统的东西”是什么?也可供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作为基础文史资料参考。

 其实,五四以后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解释,代表是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的总结性论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王观堂挽词序》),他在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指出在国文教学时“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具体说来是:

 第一,传统文化偏重于建章立制、感化教育。

  建国之肇,立法为先。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长、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王宠惠在1929年提出“自司法院独立以来,司法独立之真精神,甚为一般民众所注意”,“而其总因,则实由于军阀专横,对于司法事务,或漫不加意,视为具文;或恶其害己,时加蹂躏”,“顾念责任所在不能不确定司法改良之方针”(《法律评论》第6卷第21号)。之后,他又主持指定第一部刑法,使文化精神在法制范畴有了实践。

 文化的功能进一步拓展,由关注“精神文明”转变为引领社会风气,重视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针对日本侵略国民的社会觉悟问题,提出了“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责任》,《独立》第三十七号)。

 在抗战期间,文化的视角更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如萧公权在1947年,《大学生的抱负》中说“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文化性在社会领域“责任与担当”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传统文化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类战争频繁,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促使国人审慎地看待传统、历史、文化等问题。经过比较鉴别后,文化倾向于自立自强。如傅斯年在抗战两周年之际著文:“我们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傅斯年选集》)

 再联想到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的论断,可见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强,以至于王云五在1944年详细论证“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国东传,久而久之,我国随时代变迁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却继续使用”(《新名词溯源》,王云五著《旧学新探》)。

 随着文化民族性地增强,国人对于民权问题逐渐融入文化的内涵。胡适《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著《丁文江传》)

 第三,传统文化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

 首先,政界认为应该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在抗战期间,王宠惠在刚任完外交部长的1943年撰文,再次认为“战后之文化建设,绝非某一种文化推行于全世界”,我国“道德之修养,为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而科学之运动,乃对西方文化之迎头赶上”,这样“我国数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将对新时期的文化有重大贡献”。(《文化建设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

 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法是“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这次国学讨论(包括两位先生)的启示是:先不要忙于国学的“立场”和“质疑”(如新文化的“中国道路”或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多找国学史料,沉下心来多做基础性工作,然后再谨慎合理地探索“国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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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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