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放大到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仁政的主张。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襄王问孟子：怎样才能安定天下呢？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梁襄王又问：谁能够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纷争不已，谁都想兼并对方，独占鳌头，然而，赢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那些穷凶极恶、杀人如麻、满手沾血的战争制造者吗？孟子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而有得，不仁而失，仁政之重要可见一斑。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炫耀武力，征伐天下，只是霸道。以力服人，却不能以心服人，其实还算不上真正有力。力终于德，惟有德，才是最伟大的政治力量。统一天下的大任只能落在那些胸怀“仁心”的诸侯肩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用仁政的手段统一天下、治理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君王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王道艰深，但其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努力让百姓发自内心地佩服并遵从。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王道而言，只凭借内在的仁心而没有必要的法度约束，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同样，只依靠外在的法度约束而离开仁心的教化与指导，就难以制定出好的国家政策，即使能够制定出来也不可能有效推行下去。有仁心而不用法、无仁心而行法，都已经背离了“先王之道”。于此，也可以看出，在强调仁道治政的同时，孟子也重视法度约束，“善”与“法”都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

以德服人的最后落实则在于“行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该以“不忍人之心”为出发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百姓考虑，体恤民情。孟子劝梁惠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这就是施行王道、仁政的必然结果。

“行不忍人之政”要求王者在主观意识中始终树立“民为贵”的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对于祭祀崇拜之类的事情，民众应该是最为宝贵的，其重要性远超于君王自身。处于君位者未必都具有好的德行，“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圣主明君在位能够造福于民，泽及于世，而昏庸无道的君王则根本没有资格“为民父母”，无异于“率兽而食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像桀、纣一类肆意践踏仁、破坏义的君王注定要被天下人所遗弃，而成为众叛亲离的独夫。“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天下——民——心——所欲、所恶之间，构成王道政治的一道环环紧扣、不允超越的逻辑锁链。王者一般只关注于这一逻辑锁链的开端，即显性的王位政权，而忽略位于终端的人心之所欲与所恶，即隐性的民意向背。大凡失去天下的君王往往都首先失去天下人心的意向所归。相反，获取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够首先赢得天下人的信任与爱戴。所以，天下之得失，只在人心之向背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够赢得民心呢？《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能够与黎民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王者，“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百姓即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相反，如果“上慢而残下”，民众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君王傲慢而残忍，民众就会坐视其亡而不援以手。仁政之行与不行，反差之大可谓天壤之别。所以，“保民而王”是王者治政的唯一路径。根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滕国是一个位于齐、楚之间的小国，到底应该依傍齐国，还是依傍楚国呢？孟子的回答是：“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致）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一个在大国夹缝之中求生存的小国，依傍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自强、自保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修造防御工事，与自己的人民一起抵抗来犯之敌，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能够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仁政的经济保证则首先在于“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赵歧注“恒产”曰：“民常可以生之业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与财产，则难以保持一颗求仁向善的心灵。“凡民迫于饥寒，则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按照孟子的设想，“八口之家”，分给“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以供养口粮，“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还拥有一定数量的“鸡豚狗彘之畜”，适时繁殖。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对上才“足以事父母”，对下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此基础之上，官衙政府才能够办学校、兴教育，对民众施行“孝弟之义”。

民有恒产之后，君王还应该“薄税敛”，让利于民，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在“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种赋税中，好的统治者只“用其一，缓其二”。如果同时开征两种，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如果同时开征三种，老百姓就会妻离子散。所以，税赋轻重不能不引起王者的高度重视。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仁政的方法与目标则无外乎把亲亲、敬长的心情推之于天下。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推恩”就能够保住江山社稷，相反则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养活。“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王者仁政的恩泽更应该惠及那些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对他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轻慢忽视、放弃不管。圣王治政，仁心普照，不丢一人。使天下人皆有所养，皆有归于仁，是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