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解放前上海商会会长，学贯中西，他中年接触佛法，就很认真的学佛。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他写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他谈的完全是以他个人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他接触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一批做大官的人。他就是抒发这种观点来看：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元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化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是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不偏不枯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此文写于1942~1943年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的；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佛法不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止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止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止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的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 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超级链接：发财不难，保财最难——《保富法》选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