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平王迁都成周(洛阳)后，中国从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进入了500多年的东周阶段，史称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大变革的岁月，小国林立演进到大国争霸，不绝的宫廷政变和父子相残奠定了君主集权体制，木犁换铁犁，新兴地主取代了奴隶主……春秋时期担任过鲁国代理宰相的孔丘，正是那个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涌现出来的儒家代表。后世往往以貌取人，将“儒”士视为柔弱之人，认为这位“老夫子”只是以文见长，然而细考古籍却发现孔子不仅是习武、讲兵之人，还是一位“矢无虚发”的射箭高手。

　　孔子本纪中不仅记载了这位教育家身强善射，而且记载了孔子办学时的“六艺”顺序是“礼、乐、射、御、书、数”，把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单兵训练课目“射”、“御”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文武不偏废的教育思想，对培养后人的尚武精神不无启发。

　　春秋时期，士大夫和全体“国人”(即自由民)尚武是传统，儒家也不例外。那时国君大都亲自领兵到第一线，像春秋头强晋国的惠公在战场上当过俘虏，鄢陵大战时楚王临阵还被敌箭射瞎了一只眼，这同封建社会中后期只知“龙驭深宫”、足不出京的多数帝王真是有天壤之别！读《左传》、《国语》，可看到贵族及其子弟都以从军为义务、当兵为荣耀，士族阶层从小要受军训。至于称作“野人”的奴隶无当兵资格，反而是被视为下贱的体现。

　　春秋时除奴隶外的男性青壮年耕战合一，几乎全民皆兵，诸侯国官制基本文武不分。这一方面说明国家统治机构还比较简单，一方面也是因战事频繁，全社会都把“兵者”当成“国之大事”。战争固然造成死亡和破坏，在一定时期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古称“春秋无义战”，有人想像这几百年定是一幅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悲惨图景，其实这正是中国古代史上大进步的黄金时代。战国后期的人口较春秋之初估计增长多倍而达2000万，农耕水平也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战争规模才得以扩大。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作战时，通常是一次对阵当日便定胜负，像晋文公与楚国争霸的决定性较量——城濮之战投入的兵力也只有2.7万人。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间的大战通常要动用几十万人，并能持续数年之久。

　　在徒有“天下共主”虚名的周天子时期，诸侯国割据各自为政且杀伐不休，想结束这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裂土局面，除了靠文化和经济交融外又必须以武力兼并。当年的国君和士大夫大都亲自上阵，自然不能沉溺深宫享乐，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奢靡腐朽之风，统治者还有蓬勃朝气，能比较大胆变法。中国历史上兵学的瑰宝《孙子兵法》，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并放射出千年光彩。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本身也擅长剑术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虽崇尚法家并焚书坑儒，却为防范造反而开始禁百姓谈兵事。他还下令收缴民间武器，设官文武相分，丞相地位又高于掌兵的太尉。汉武帝巩固权位后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兵家地位更为下降，尚武精神也日趋衰落，啃书本的文官逐渐充斥官场。这些举措又非秦皇汉武个人所好，而是建筑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之必然。

　　自汉朝以后，禁兵之法日益峻密，民间习武愈受控制。迂腐的宋代理学家更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中国儒生从此大都是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尚武精神的失落，使汉族政权在游牧民族进攻下长期陷入被动挨打的窘境，近代中华又备受外国列强欺凌。后来有人把民族精神积弱的罪责归咎于儒家，从历史长河看未免有些偏颇。那个一向主张文武不偏废的儒家鼻祖孔子若在曲阜的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呼冤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