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朝的赵普声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近代的涩泽荣一，则是以一部《论语》治工商。看来，《论语》确实值得学界琢磨。正是因为涩泽提出的“《论语》加算盘”，使得不少中国学者从中看到了儒学在未来的曙光。有人声称，涩泽荣一的思想，弘扬了传统儒学的近代价值，开辟了资本主义时代儒学依然能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也有人宣布，涩泽荣一的成功，宣告了近代史尤其是近代企业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证明了儒学在东亚能够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打破了韦伯提出的只有新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神话。更有甚者，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从西方学习管理学是舍本逐末，应该以涩泽荣一为榜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管理学的真谛，不要上洋人的当，丢弃祖宗的宝贝而拾取他人的牙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本土派”，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对儒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深信无疑。因此，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学界尤其是管理学界共思。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但是，即便在中国，儒学也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四变为海外新儒学。即使孔子在世，面对现在的儒学，他老人家能不能承认这还算儒学尚有疑问，况且涩泽的儒学，又同中国的儒学大不一样。说透彻一点，涩泽拿的那本《论语》，尽管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是内涵是不是还是那些内涵，其中大有文章。如果看过涩泽的《〈论语〉与算盘》就不难看出，涩泽对《论语》的解读，是从批判朱熹入手的。对朱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当然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况且，朱熹也是死后才名声大振的，生前并不怎么得意。但是，涩泽对朱熹的批判，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对《论语》的重新解释。中国有些学者，往往以涩泽为例，来论证儒学的现实功用。这些先生们先别急着高兴。因为涩泽对《论语》的解释，已经在本质上对《论语》进行了改造。

　　评价涩泽荣一，必须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学被改造为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涩泽脱离了官场，所以，他不是从政治角度解释儒学，而是从工商经营的角度解释儒学。这就使涩泽与日本官方的儒学有了区别。但是，在改造儒学的内涵上，涩泽与那些官方同道异曲同工。中国儒学不管怎样变化，从孔子开始，就有一个共同基点，即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尤其是义利之分，基调是重义轻利；而涩泽的解释则强调义利之合，强调的是孔子重视财富不亚于重视道德。仅仅这一点，就使涩泽的《论语》打上了鲜明的“大和”印记。他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改造为“士魂商才”。这个“士”，不但是孔子所说的文士，更重要更本质的是日本所独有的武士。尽管学者考证的结论是涩泽没有读到过韦伯的著作，但是，在关于工商业发展的理性逻辑上，与其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孔子，不如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韦伯。在关于工商伦理的论证上，与其说涩泽更接近于儒家，不如说涩泽更接近于斯密。如果不带偏见，读涩泽的《〈论语〉讲义》，就会发现，他不过是以汉字和儒家的词语，阐释着《国富论》和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把涩泽的“国家利益”换成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涩泽倡导的“儒家资本主义”，其基本性质在“资本主义”上而不是在“儒家”上。弄清这一点，才能理解涩泽。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在政治层面是军国化的，那么，涩泽主张的儒学，伴随着他的“下海”，在工商层面则是功利化的。山县有朋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军刀，而涩泽荣一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算盘。中国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而日本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威严理性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涩泽弘扬了中国儒学，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被军刀和算盘改造过的孔子。那些以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当代中国学者，当于丹解释的孔子与他们理解的孔子不一样时，表现出了合乎情理的痛心疾首；然而，如果他们不去义正辞严地教训涩泽歪曲了孔子，就显得有点滑稽了。同样是对孔子的改造式解读，厌恶于丹而赞扬涩泽，会使人怀疑学术品格的分裂。

　　所以，认为涩泽荣一成功地弘扬了中国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情判断代替了理性判断。尤其是那种用模糊的“东方”概念来展开论述的，多半都忽视了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对于这种“东方传统”或者“东方思想”的说法，我们需要反问一句:日本与中国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内涵的东方？这种反问，并不影响涩泽本人的地位，但能矫正我们对日本儒学的认知偏差。

　　虽然涩泽所说的《论语》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论语》，涩泽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孔子，但涩泽的做法，却值得我们在中国研究管理时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当然，传统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着的传统依然是传统。试图割断传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灿烂的明天，最终都会撞上传统的南墙。涩泽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符合工商社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涩泽用来改造《论语》的基本思想，不是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理念，而是发源于欧洲的功利主义。涩泽采用的方法，是用日本人早就接受了的孔子话语体系，阐释从亚当·斯密到密尔的市场经济思想。而这一话语体系，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和习惯表达。涩泽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把西方工商社会的理念移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观念转变。此后日本的经济体系和经营思想，都带上了浓厚的涩泽印痕，影响日本达百年之久，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正是这一贡献，奠定了涩泽在日本的大师地位。

　　不管涩泽荣一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本文认为，研究涩泽荣一，不宜过份宣扬他对儒学的贡献，而应注意他对日本式经营思想的阐发；不宜发出涩泽证明了儒学能够诞生出资本主义的定论，而应作为我们如何继承并改造儒学传统，进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参照系；不宜轻易就宣布涩泽打破了“韦伯神话”，而要分析涩泽的思想逻辑为何与斯密、密尔甚至韦伯暗合。从涩泽的《论语》式表述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民族特色和国家特色，但从涩泽的思想内涵上，我们更确信人类思想具有普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