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僧团比作为“小社会”，则可以从僧团的和合，看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佛陀为了使僧团能够有效地、和谐地运作，提出和合的六大要素，即“六和合”或“六和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质；意和同悦、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是和合的表现。戒律是佛教徒的行为规范，佛陀特地提出只有将行为的规范、思想的共同、利益的均衡作为共同的原则，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

　　“和谐社会”必须是行为规范的社会，“戒和同修”是律治的精神所在。“佛在僧数”说明律治意义上的平等，对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同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否则必影响到大众的团结。而且，从佛教的戒律变化与更新，从印度的戒律到中国的清规，这是佛教中国化最外层的表现，可以看出行为规范的更新。同时，从戒律的止持与作持来看，行为规范不仅是一种消极地遵守，更应该积极地去从事种种善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和谐社会”必须是利益均衡的社会，“利和同均”是财富分配的原则。在一个集团或社会中，必须防范人性的堕落与过于自私，必须对利益作出适当的调剂、节制。不但如此，更要提倡“布施”，即慈善救济的慈悲精神，扶危济贫、互相救助，使困难、弱势群体得到帮助。

　　“和谐社会”必须有“公共精神”的提倡，“见和同解”是“团体精神”或“公共精神”的呼吁。一个团体或社会，虽然其成员的思想各有差异，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但是必须有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和团体精神，才能保证团体的生命力与社会的动态的稳定性。这就是要加强社会公共道德教育，培养“公民”精神。所以，道德、宗教、人文等精神所提供的超越性价值，可以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之外寻求生活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超越个人私利的局限，认同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形成最基本的“公共精神”。“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并生的社会，各种民族、宗教、学派、阶层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必须使各类社会资源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衡。同时，社会日趋多样化，必然有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认同与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包容，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够凝聚社会多元的力量。

　　从佛教的僧团来看，律治、经济、思想并重，在见和、戒和、利和的原则上，才会有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团结，才能负担起住持佛法的责任。建设“和谐社会”亦是如此，遵纪守法，提倡道德，平等民主，充分发挥各阶层的力量。见和、戒和、利和是和合的本质，表现在僧团中，必定是意和、身和、口和，这三者亦是“和谐社会”的表现。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社会的共同目标，这是“意和同悦”的表现。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对“和谐社会”心生向往，因此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全社会共同奉献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所以，宗教界人士必须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加强自身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在社会行为中，是有纪律而且合作的，即是“身和同住”。而且，从“身和同住”出发，我们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只有和自然“和谐”，才能共存与获益。佛法的“依正不二”即是立足于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生命主体与环境是“一体不二”的，差别、多样性的众生，只有在同一自然中“和谐”存在，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而且，我们必须注重“宜居文化”，这不仅是一种适合居住的社区，而且是和谐的社区文化。追求幸福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人的存在是依存性的，是一种与他人共在状态，所以个人幸福必然产生于主体间关系。世间不幸的原因在于：不想让别人幸福，就大家都不幸福。

　　“和谐社会”表现在语言文字层面，是诚实、正确，充满和谐友谊的，即“口和无诤”。所以，“和谐社会”的文化必须是“无诤”的文化，传播世间的真、善、美，使人能够积极向善、向上，引导人们趋向宁静、平和。

　　所以，“六和敬”的精神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活规范，也是社会和谐的精神所在。从自他关系来说，就是充分地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权和人格；而且，从自他的互动来说，必须从给予他人的幸福中，谋取自己的幸福，所以应该克服内心世界的自私与欲望，真正发扬人性的光辉。

　　佛陀已经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为我们后代佛弟子提出建设和合、清净僧团的精神与原则。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佛弟子更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全社会的期待，也是我们广大佛教徒的自身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