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人有其特殊的生存文化环境，这些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传统士人一心向道的学术追求与政治理想、心忧天下的博大心胸与责任意识、高洁内省的人生操守与道德自觉等品格。这些品格直接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继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投身中国现代大学的缔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对这些知识分子传承的士人品格予以汲纳、创新和发展，使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具备明显的士人品格的特征。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士人承担着创造和传承文化、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等重任。作为一个处于社会金字塔“中间带”的特殊群体，他们以炽热的爱国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化民成俗的现实功绩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现代中国大学的第一批缔造者源于传统士人，他们不仅致力于中国现代大学“形”的缔造，还基于他们传承的士人品格塑造中国大学之“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所谓“大师”，除了学术上的非凡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传承下来的士人品格。中国大学对传统士人品格的汲纳、创新和发展，使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具备了鲜明的传统特征。

　　一、传统士人品格的主要特征

　　从表面看，士人是一个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掌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实质上，士人阶层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中间带”。春秋以前士人属贵族之末，春秋以后位于“士农工商”之首。但对士人个体而言，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秦汉以前君主侯王的多方延揽，隋唐肇兴的科举制度的选拔，“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带来的是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这种上下变动的社会地位使传统士人具备宽广的社会视域。然而，在士人看来，以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为核心的“道统”，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是影响世道人心的根本依据。而皇帝或政府承担的“政统”只是世俗权力的代表。汉初基本形成的政教合一格局推动传统士人与大一统君主政体建立了相互依存的格局，但现实的“政统”与理想的“道统”总是处在相离相抗之中。君臣矛盾、忠奸对立造成的“大道不行”局面，常使士人陷于深深的精神苦闷中不可自拔。在强权当道之世，直接的对抗只能招致自我的毁灭，士人不得不在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主张上开始儒道互补的精神变通。这种“君统”与“道统”的相依相离驱使传统士人在保持圆通处世时坚守自己精神的独立，而包罗万象的诸子典籍又进一步涵化着传统士人的学养和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传统士人品格具备超凡脱俗的特征。

　　第一、一心向道的学术追求与政治理想。

　　在士人群体的形成时代，孔子将士人的基本属性归结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孟子也进一步阐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因此，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社会现实中，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道”“义”才是士人终身探究、力行乃至牺牲自我的终极目标。孔子一生都致力于中华文化元典的整理工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都经他整理而成。即使到了晚年，“读《易》，韦编三绝”。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他将中华“道统”融注其中。与他一生伴随的还有“弘道”实践。“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一部《论语》，就是他的“弘道”言论集。

　　孔子之后，历代士人以孔子为“至圣”，纷纷效法，以学道、弘道为终身使命，乃至献出生命。孔子虽然鼓励士人“学而优则仕”，积极投身政治实践，但他对取得一定政治地位的士大夫的要求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因此，孔子所要求的“臣事君以忠”，并非愚忠，而是坚守正道的“忠”。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尽管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清楚，强权面前“道统”力量是微弱的，以至于产生退隐的念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还是极力鼓励士人“任重道远”、“死而后已”。

　　对道义的执着乃至“以身殉道”的精神勇气必然让传统士人超越物欲而图存风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树立的这种将精神追求置之首位的君子人格，既是千百年来传统士人自我完善的目标，也是传统士人区别于其它社会阶层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孔子提出了“道义超越物欲”的命题，那么孟子则将这种对道义的追求推向了义无反顾。“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和道义如果出现不可兼得的矛盾，则“道义超越生命”。纯正的政治理想和学术追求是士人的精神支柱，在它的坚强支撑下，文弱书生养成了富贵不YIN，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从而形成了传统士人的坚毅品质。

　　第二、心忧天下的博大心胸与责任意识。

　　士人阶层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他们拥有广阔的社会视域，集“上听”与“下达”于一身。作为平民之首，士人中除了“诗书传家”的书香世家，更有以“耕读传家”的半士半农之家。这种与农工商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其获得的尊重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下层悠游不倦，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获取更多贴近实际的信息，成为民意的代表。同时，“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与“开科取仕”的选拔制度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在一展平生抱负、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实际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力之争以及“政统”与“道统”的相依相离。尽管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机遇做到“位极人臣”，但官场的相互倾轧及“伴君如伴虎”的现实又常使他们丧失这种地位。然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使他们的阅历异于常人，成为“民之甘苦易周”、“政之缺失可补”的“民之精华”。道义的养育、鞭策，对社会的全面了解使中国传统士人建树起心忧天下的志向，养成忧国、忧民、忧己的责任意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发轫于《诗经》的“黍离”之忧是较早的士人忧国之声，以古朴苍凉而又激越悲愤的情感唤起世人匡救社稷的社会责任。而作为楚文化象征的屈原更以《离骚》和自沉汨罗表现了自己的忧国之愤。即便是生活于盛世的贾谊，也为国事“痛哭”、“流涕”、“太息”。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宋代辛弃疾、陆游等，无不以充满忧国之情的诗词流传千古。忧国必忧民，这是主张“民为邦本”的士人内在的逻辑。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的范仲淹，几乎人人抱有匡时救世维护正道的社会使命。然而，正直之士历经磨难取得功名，大都痛苦地发现仕途多舛，壮志难酬。加之人生短暂，岁月无情，更激起有志之士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

　　除了从政一展抱负，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还激励传统士人积极投身社会教化事业。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无外乎对老百姓“富之”然后“教之”；孟子更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君子“三乐”之一；荀子也认为“富”与“教”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之策，“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篇》）受孔孟先哲影响，好为人师，从童蒙师一直到“王者师”，一直是古代士人的基本职业定位，也是其社会地位的最主要体现。“士人以德艺为本，以教师自居时的自我感觉最好，自尊心最强。”这种职业选择及心理自慰，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师道尊严传统，士人也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从身心方面加强修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第三、高洁内省的人生操守与道德自觉。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孔子眼中的松柏，是高尚坚贞的人格操守的化身。身处“无道”的社会，能坚守正道，做到“智”、“仁”、“勇”的完美结合，这就是孔子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孟子也认为君子立世，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不得志”时，更加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做品格高尚的人。受其影响，传统士人坚守高洁的操守，“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乃至耻言财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坚忍不拔的松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自娱、自喻、自励。

　　这种以高洁自守的人生态度，源于士人群体的道德自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说明道德修养主要靠人自身的道德自觉。“由己”、“为己”、“修己”和“反求诸己”等，强调的都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关键是要激发、养护、发挥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等“善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荀子从人性恶的改造出发，认为美德并非先天地写入每一个人的灵魂，而是后天的自我修养。君子是自身努力追求仁义、不断提升道德的结果，小人无不是自暴自弃的必然结局。曾参将这种内省的修养方式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为人、为友、为学的角度全方位地反省自己的言、行、忠、信。

　　当然，内省的目的是践行。孔子也强调“仁”在于“力行”，认为道德的价值在于躬行践履，人格的修养只能在道德实践中实现和完成，即便处于“造次”、“颠沛”之境也不能违背，“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于行”。正是有感于先贤的人格魅力，传统士人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功夫，作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根基，走向治国平天下的广阔天地，自觉讲求气节操守，维护正义，自视为中华“道统”的维护者、守卫者。

　　二、现代大学精神对传统士人品格的汲纳、创新与发展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批批士人经历了化蛹成蝶的痛苦转变，成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鉴于列强凌辱、山河破碎、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现实，这批知识分子从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民族大义出发，或沉醉学海，“为往圣继绝学”，在批判继承中寻求中华文化自强图新的蹊径，或东渡扶桑，留学西洋，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试图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因子，复兴民族之魂。在他们身上，既有两千多年传统士人品格的传承，又有现代西方文明的糅合。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投身中国第一批大学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制度层面借鉴西方，缔造中国大学之“形”，而对大学精神的塑造则融合了中西，尤其是以自己的言行将传统士人品格渗透到办学实践中。大学精神，是基于 文化传统的人格精神的凝结，集中体现着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念、道德信念；是时代使命在一所大学的反映，表现为全体师生员工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而认同的群体意识；是为实现大学社会使命的人的精神载体，反映着大学人的科学追求和育人理念。因而，尽管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精神，但是，相同的使命、近似的职业决定现代中国大学必然共守一些源于文化传统的理念。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对传统士人品格的汲纳、创新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第一，一心向道的传统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独立

　　蔡元培终身奉行“言为士范，行为士则”的人生信条，表明以传统士人品格为主要内容的士人精神已内化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基于这样一种品格，他承续“一心向道”的传统，将其融入自己的大学理念。他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但是，他首先是以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列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行列。1917年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进一步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在1919年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在他眼中，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既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也是维护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场所。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行事，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如果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坚守的原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选择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他的言行深深影响着他的继任者和万千学子，“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几乎就是北大内涵的演绎，成为中国大学效仿的目标。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继任者，始终维护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办学理念，认为“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从学问中来的。“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他视做学问为做人、救国的基础。胡适曾先后执掌中国公学、北京大学，也先后两辞其职，目的都是为维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他眼中的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邀请他以社会贤达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他坚辞不受，以保持自己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从事学术研究。1927年6月2日，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如其碑文所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以屈原自沉汨罗的方式维护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这种投湖殉道的行为，其勇气源于一心向道的士人传统，在中国现代大学精神中的阐释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独立。

　　第二，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与教育救国

　　蔡元培是“弃官从教”的代表。他在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二十多岁就跻身士大夫行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他对晚清政府寄予的“自强”希望破裂。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重忧患，他总结康梁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培育投身革命的人才，于是弃官归里，主持教育，先后担任绍兴中亚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创办过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等。他始终把办学与救国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是“弃武从教”的代表。中日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其军事救国思想。“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依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他从1904年投身教育，到1918年9月创办私立南开大学，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有“现代的孔夫子”之誉。南开之所以能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除了它云集一批优良的师资和培养了一批大师，更因他倡导的“允公允能”精神。“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育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蒋梦麟出生于“比较成功的商人”家庭，是“弃商治学，弃农从教”的代表。与一般的传统士人一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激励，他早年就弃商治学。赴美留学时，感到自己的眼光不能局限于实用科学，“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放弃农学，改学教育。1919年他在《和平与教育》中说：“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在代理蔡元培署理北大校务、担任北大校长时，他引导学生开展真正的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为中国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三位校长投身教育的过程，源于传统士人心忧天下的博大心胸与责任意识，也是当时知识分子面对时代使命作出的回应。其实，立志教育救国，是当时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选择，即使是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其最初的职业选择也是教育救国。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在这一时期展现为教育救国的时代使命，然后定型为现代的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中永不凋谢的花蕾。

　　第三，高洁内省的道德自觉与立德育人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更是传统“讷于言而敏于行”等修身理念的践行者，被视为做人的楷模和清华精神的化身。他开会时很少发言，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以博采众议，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担任校长之后，他主动放弃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校长特权，甚至办公所需的日常用品也都是自己掏钱买，绝不公款私用。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他先人后己，以致夫人韩咏华只得做点心卖，摆地摊赚钱以维持家用。1948年12月，他为了保护清华基金去了美国，生活异常艰难，年过花甲的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晚年病逝后，发现他床下的一个皮包内存放着清华基金帐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清华基金由他一人管理和开支，无人监督，而他身后一无遗产。在当时弄虚作假、贪污盛行的社会风气中，他确实做到了廉洁奉公、高洁自守。他鼓励学生要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培养专才，倡导学生在团体运动中“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的言传身教，使清华培养出了数以万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人才。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要求师生始终保持高洁的操守。在他的倡导下，私立南开的管理非常严格，规定学生不许蓬头垢面，不许体态放荡，不许言语粗鲁，不许奇装异服，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考试作弊。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戒掉吸了多年的旱烟、刮掉年轻时就留起的胡子。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时首推导师制，其目的主要是要改变教师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的习惯，通过导师的言行影响学生品格的修养。讲求气节操守，注重内省修身，这是古代士人的道德自觉传统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延续。他们也自然地将这一传统施加于学生，使保持高洁操守，注重道德自觉成为中国大学学人应然的选择，进而成为中国大学精神中具有导向意义的信念。

　　这些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无不将自身传承的士人品格融于教书育人和学问研究之中。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士人品格，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将其信守的道义、责任、操守熔铸到办学、教书育人和学问研究之中，让中国大学成为他们人格的寄托和象征。中国大学精神对传统的传承，事实上是集中在对传统士人品格的汲纳、创新和发展。这应该为今天的中国大学学人认同、延续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