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在2月14日夜揭晓。文汇报《近距离》为您还原发生在节目录制现场的真实讲述。

　　也许是巧合，这些素无关联、天南海北的故事拼接起来，呈现的仿佛是一本早已写好的书，每一个时代的页码上都站着一位我们的主人公，往下一页传递着“信”与“真”这两种质地极其坚硬的情怀。愿好人，有好梦。

“感动中国”人物榜:

　　“赤子科学家”钱伟长

　　“雷锋传人”郭明义

　　“草原曼巴”王万青

　　“舟曲之子”王伟

　　“枪王”何祥美

　　“玉树壮士”才哇

　　“最美洗脚妹”刘丽

　　“警界保尔”孙炎明

　　“信义兄弟”孙水林和孙东林

　　“火海救童婿丈”王茂华、谭良才

　　“奇迹创造者”K165次列车组

　　海地地震遇难8名中国维和人员

　　2010上海世博会全体志愿者

　 归国科学家（1946~）钱伟长：百岁“赤子”

　　2010年7月30日早晨，98岁的老人钱伟长溘然长辞，在他诸多辉煌的荣誉与贡献中，留给世人一门他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爱国。

　　他用一生证明，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人的毅力与能力将发挥出惊人的极致。他本人的路径，更是几度以国家利益而改弦更张甚至重起炉灶。

　　入学清华大学时，钱伟长以文科见长，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数学物理加一起只有25分。然而，眼见国家遭受列强侵侮毫无还手之力，钱伟长痛觉“国家需要的是飞机大炮，不是诗歌文赋”，“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为此改学物理学。一年后，他的物理科目成绩超过了70分，四年后，他成为8名优异的毕业生之一，并取得留学英国的资格。

　　1939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钱伟长等22名“中英庚款董事会”公费留英学生所乘客轮在香港被征用为战争物资。耽误些时日，等到留学客轮来接时，这些留学生却把护照抛进了黄浦江！“因为我们听说轮船会在日本的港口停靠，全都不干了。日本那时候是侵略我们的敌人，怎么能登临敌国？”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伟长微笑说道。将大好前途付之流水，是那一代国难当头的青年学生才有的热血与狷狂。

　　1940年，钱伟长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28岁时，他的一篇论文已经让爱因斯坦大受震动，在美国科学界奠定了影响。1946年，钱伟长从洛杉矶起程，回到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母校——清华园。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两年过后，金圆券通胀，钱伟长的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困难。钱学森提议钱伟长到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年收入至少是8万美元，使研究不至于中断。于是，钱伟长到美国大使馆注册。申请表格上有一项，“如果中美交战，你支持哪一国？”钱伟长答：“我支持中国，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祖国。”自然，他被拒签。这时，他已不是当初一掷护照的年龄，却丝毫未见得“成熟”。

　　建国初，钱伟长认为“自己应该说真话”，力排众议，提议国家优先发展原子能。事实证明，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中国无法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1957年，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学术权被剥夺，在实验室扫地一年，后又下放农村劳动。在生前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提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钱伟长说了四个字：那无所谓。

　　1977年以后，他不辞辛劳，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1990年以后，他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奔走。老人说：“我没别的要求，只要对国家好就行，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

　　赤子，本义是刚出生的婴儿，比喻对祖国忠诚热爱的人。一位98岁的老人，在他的等身荣誉之后，获得了“赤子”的称呼。钱伟长的儿子钱元凯先生说：“我认为人们对父亲的敬意包含着对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工作和人格的认可，而我的父亲是那一代学人当中的一个代表。13亿人民的认可，是他得到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和鼓励。”

　　普通工人（1982~）郭明义：我的天真

　　“我挣得非常多，吃得非常好。”光听这一句，根本想不到说话的是一名在别人眼中几乎一贫如洗的普通工人。

　　郭明义，辽宁鞍山人，1982年复员到鞍山齐大山铁矿工作。从1996年任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1990年至今，他无偿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

　　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是他的一半工资还多，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人们用这句名言来描述郭明义，用“雷锋传人”来形容郭明义。郭明义对自己却别有一解，当有人揶揄他“你这人太一条道儿走到黑了”，他正中下怀，对答如流，“哎就走到黑了”。

　　与之相对的是，郭明义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一个80年代中期所建的、不到40平方米的单室里。他给妻子送过两件礼物，一件是结婚前买的一条红纱巾，另一件是前年到井冈山红色旅游时在工艺品地摊上买的一枚28元的戒指。他衡量价格和价值的坐标和别人不一样，他眼里的300块钱，能让家境困难没法过冬的孩子在上学时穿上一双暖和的新鞋，“很多人都需要我们伸出手来帮他一把”。

　　郭明义的举动，让很多人想不明白，看不明白，猜不明白。可他说自己从没想过人们对他的评价和看法，做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动机很简单，只是因为“天真”。

　　“天，就是天空，真，就是代表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我做一些小事时，有着幸福感和荣誉感。为保存着童年仅有的一点天真的感觉，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

　　他职位普通，收入不高，但心满意足。他把自己的生活形容为一连串的“好”，除了“挣得多、吃得好”之外，“睡得也非常好，每一觉都睡得特别死”，“一切都非常好，老伴也好，女儿也好，我整个生活都非常好”，“我们平静，富足，幸福”。

　　支边医生（1968~）王万青：“上海男人”扎根甘南

　　在甘南草原上，王万青不需要反复解释一个贴上了“上海男人”标签的医科大学生为什么能扎根甘南，不需要分辨从他的思乡笛声中流淌出的是江南小调还是北方民歌，他也不需要挖掘自己40余年的坚守背后的“伟大”与“艰难”——在成为“公众人物”以来，王万青总试图说明自己选择的其实是一种“更快乐”的生活，但却无法向大多数人证明这一点。也许，他注定不被那些向他发出疑问的人们所理解。

　　抓着马尾巴过黄河

　　1968年的这一天，23岁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毕业生王万青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以知识报效祖国，服务少数民族边区，目标是遥远的甘南州玛曲县。

　　在这之前，王万青从来没见过草原。但他不孤独，在那个年代，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走出家门，沿着铁路、公路和土路，充涌到超越想象的远方。

　　到了玛曲，王万青开始行医。让他揪心的不是异乡的寒冷与简陋，而是牧民们感谢的话。每一次抢救成功后，患者家属都要惊叹他“起死回生”、“做到了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得救的病人把王万青拉到自家住的帐篷里，示意他“有什么喜欢的尽可以拿”。这样的情形，让年轻的医生明白过来，“以前草原上病死率有多高”。

　　王万青从来不想，自己这个大城市来的医科高材生，在草原上走家串户为边区藏民行医的举动承载着多大的“意义”。在他眼里，只有病人。离家千里，他就是为了给人看病。

　　他学说藏语，就从跟病人打招呼开始。

　　“你来了啊，请坐。”

　　“把大衣脱了吧，烤烤火暖和暖和吧。”

　　请病人烤火总没错，玛曲地区寒冷，即便是夏天也得在帐篷里预备着火盆。王万青总结下来，用藏语寒暄，可以拉近牧民与医生之间的距离，这比一本正经、开门见山地问诊，效果要好得多。

　　日子久了，牧民和王万青熟悉了，发现他的脚特别大，竟有30公分之长，穿的鞋接近47码。他们开玩笑似地送了王万青一个藏族名字“冈切曼巴”，“冈切”指的是他的大脚，“曼巴”是“医生”的意思，意即“大脚医生”。

　　王万青渐渐得知，“冈切”在藏语里不光是“大脚”，还有“伟大”的意思，“可能古代的人认为，脚伟大，人就伟大”。还有，“藏传佛教中一个佛名也叫冈切，他很了不得。”来为牧民服务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会阴差阳错变成了一位“冈切”，不过在他看来，“叫我什么都行，无所谓。有了一个称呼，我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亲切了，很多药物不能解决的也都能解决了。这就好。”

　　冬去春来，王万青在阿万仓乡卫生院的20余年时间里，每年接诊病人3500余人次，累计手术上万例。他建立了全乡3000余人的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牧民有了健康档案。

　　他曾背着X光机、心电图机，骑马去冬窝子（冬季定居点）为牧民进行健康体检。为了开展计划免疫，他曾经抓着马尾巴冒险来往黄河两岸，那时阿万仓乡地域黄河上没有桥也无渡船。

　　藏家女婿笛“情”万种

　　魂归罗布泊的行者余纯顺曾被认为是“上海男人”的异数，扎根草原的王万青也无数次被“考问”——你是上海人，为什么不回上海？

　　上海人一定要、一定会回上海吗？王万青觉得，以他个人之力，答不出这道由思维定势造成的问题。不过当一些朋友问他“何必那么苦，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他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我生活在草原上是快乐的。可能从物质上来说比不上大城市的生活，但从精神上讲，草原给了我人生的意义。这不是说大话，我愿意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王万青离家时，行李里有一支笛。他不擅言辞，此后数十载，酸甜苦辣都化作悠悠笛声。想家时，他吹起《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面对着苍茫草海，吹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画面。寂寞时，他改吹前苏联的一支名为《草原》的歌曲，“讲的是一个红军战士受伤了，临死前在草原上唱了一首悲伤的歌。”

　　笛声中，“返城潮”兴起了，王万青却和藏家女儿结了婚。“潮”退后，选择留下的王万青真的有些孤独了。大学同班的50名同学，当时有不少人都自愿或分配到了大西南、大西北边远地区，但后来通过考研、调动等多种途径，都相继回了上海或者周边的城市，有的出了国。同学聚会，王万青既盼又怕，盼的是见见老同学，重温旧时光，怕的是差距“明显”。他知道，国门开放，时代在向前走，而身居偏远的他和“一般的上海人”比起来，差异已经越来越不可弥补。

　　王万青的哥哥也出国深造，成为一名访问学者。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王万青回沪探亲，哥哥正好也在上海转机，在家里，久别的兄弟俩相逢了。王万青坦然地对他说：“你已经去了第一世界，我呢，还在第三世界”。心理失落终究难免，王万青对自己说，都是为国家服务，吃苦就吃苦吧。

　　多年来，妻子凯嫪是王万青的助手、护士和翻译，她把王万青引入了多姿多彩的藏民生活。王万青记得质朴的妻子对他说过的一段话，“你万一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资，你到我们生产队来，我们养活你。”这让感动了很多人的上海男人王万青毕生感动。

　　农民工（1990~）孙水林、孙东林：劳动的尊严

　　20多年前，湖北武汉黄陂区泡桐镇孙氏兄弟像周围许多年轻人一样，到异乡的建筑工地上谋生。

　　出门打工的头几年，有一次，哥哥孙水林没领到工钱。沉默后，他对弟弟孙东林发誓，“将来我们当了老板了，不能欠一分钱良心账”。

　　兄弟俩没命地干，终于在京津做出了一番事业，真成了老板，手下有几百名工人。

　　当老板不难，当一个不欠薪的老板，难。但孙水林做到了。“春节前发工钱”是他对农民工的允诺，每年腊月二十九之前，老孙家的屋子里总是欢声笑语，人头攒动，领了工钱的工友欢欢喜喜回家过年。

　　意外发生在虎年春节。

　　2010年2月9日，孙水林从北京工地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民工发放工钱。

　　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遇难。

　　2月10日早上，孙东林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预感不妙的孙东林开车沿途查找，结果在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哥哥及家人的遗体。

　　孙东林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回家，完成哥哥的遗愿。

　　“我哥赶回家就是为了给工人发工钱，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家的年过不去也就算了，不能再让农民工兄弟也过不了年，不能让他们说我哥哥不地道。”

　　60多位闻知消息的农民工聚集在孙家，他们来表达哀悼，表达“不算账了”。孙东林却说：“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我手上也没有账单，请大家凭良心报账，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在孙东林的坚持下，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农民工们口头报账领钱，到腊月二十九晚上8点，26万元已全部发完，孙东林本人又拿出了7万元填补缺口。这个总数目，与孙水林生前对弟弟说的大致相当。最后一位领到薪水的农民工感谢后离开，孙东林对哥哥唯一留下的女儿说：现在你可以出门大声说，你爸不欠人一分钱。

　　余后大半年，孙东林为哥哥的丧事奔忙，不在工地上，可要来为他做事的农民工却越来越多，“去年是100多人，今年来了400多人”，做起事来，比他哥哥在时干得更好。他有些吃惊，“将心比心，带来特别多的好处。有良心，有好报”。

　　社会捐赠给孙家的200多万元，孙东林用来成立了国内首家农民工意外伤害帮扶基金，为全国5亿农民工提供意外伤害救助。“哥哥用生命捍卫的这种诚信精神，我要继续坚守，永远不欠农民工的辛苦钱。”

　　“外来妹”（1995~）刘丽：我还有梦

　　刘丽的故事从1995年开始，那年她14岁，中学没读完，因家境困难，只得走出校门，走出安徽颖上的老家，加入打工大潮，成为无数“外来妹”中的一个。

　　“外来妹”在那时已经是社会上一个固定词组，它的流行得益于1991年播出的、讲述深圳第一代打工女性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主题歌这样唱，“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

　　刘丽是家中五个兄妹中的老大，辍学养家，似乎是责无旁贷的。“外来妹”中，有很多是刘丽这样的长女。她们在轰鸣的工厂车间，在气味难闻的染坊，在饭馆和酒店，在小商品市场，从早到晚勤奋出工，省下每一分钱，变成寄回家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汇款单，供弟妹们读书，以免重蹈她们走过的路。

　　刘丽的弟妹最终没有考上大学，这让她迷茫了很久，似乎多年来的辛苦没有了着落。她这才发现，自己“想让这个村子里出两个大学生”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是一种寄托吧，我自己想读书而没有读成，就希望让别人有书读”。她萌生了资助别的孩子读书的念头。

　　需要说明的是，刘丽并没有多少钱。在外闯荡十几年，她先后到过湖北、江苏、福建等地，但苦于没有学历，挣的都是辛苦钱。做过服务员，当过保姆，2000年至今，刘丽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足底按摩师，俗称“洗脚妹”，月收入3000元。

　　3000元，刘丽这样分配：500元用来租房和个人消费，剩余2500元，扣除给家里寄的一些，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她资助了老家村里20个贫困大学生。从2006年起，又通过厦门市妇联，在同安一些中小学校展开一对一资助，资助的人数从三五个上升到数十个。加上一次性的资助，刘丽以她微薄的收入，帮助完成了上百个孩子的读书梦。

　　当同样是“80后”的女孩们打扮时髦、约会恋爱的时候，1981年出生的刘丽别着普通的塑料发夹，穿着工作服，日复一日地拎着沉重的足浴桶，敲开一扇扇客房的门。该结婚的年龄，没空找男朋友，同事取笑她，“你要带着那么多孩子出嫁，没有一个亿家当都不敢娶你”。

　　到了休息日，刘丽把自己收拾整齐，怀着好心情，去学校里看她的大孩子小孩子们。他们，有的叫她阿姨，有的叫她妈妈，有的叫她姐姐。聊天时，有的学生对刘丽说起他学的专业，但刘丽听不懂，“那些矿业开发呀，电子呀，都是很高深的知识，离我很远，我只有听的份。听他们讲的时候，我觉得好神奇。”

　　刘丽并非不想重拾课本，但现在的她没有空。出名后，她被网友冠以“最美洗脚妹”的称号，她的事业也引起了社会关注。

　　“现在好忙，刚刚和人合作开了一个足浴店，同时也是一个公益平台，为更多的孩子提供资助。这是我的梦想，我为了这个梦想而坚持。”

　　“我想学开车，想学英语，最想学的是管理，想把店管理好，赚了钱在我出生的地方建一个学校。”

　　到今年寒假，刘丽已经整整失学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