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万物，顺其自然最好。这是道家的态度，不像其他的学说，有很多自作聪明的规矩来摧残天性，违背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一贯贴近自然，顺乎自然，悟自然之机，得自然之趣。

　　庄子的《马蹄》一篇中曾说过：“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意思是说：马，蹄可以踩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它吃青草喝清水，翘起脚就蹦跳，这是马的天性。虽然有高台、宫室，对马是没有用处的。到了有个伯乐出世后，他说：“我善于调理马。”他用烧红的铁给马烙印，又给马剪毛，削蹄，套上马笼头，勒上马缰绳，把它们关进马棚。这样，马就被他治死了十分之二三。他还不让马吃饱，不给马喝水，又叫马拚命奔跑，在马身上这儿整整，那儿治治，前面安上了马嚼子、装饰品这一套麻烦花样，后面又加上皮鞭子辟辟啪啪的威吓，这样更折腾得马死了一半多。

　　寻常人常以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但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马自由自在地在野外奔跑才是合乎自然的，而伯乐之类的人强行驯马被以为是有违马的天性的。庄子的思想中，常这样认为，他常觉得远古之时，人们无拘无束，以禽兽为友，憨厚无知，纯真朴实的年代最为理想。可惜，庄子的这些梦想却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遥远，到了明清之时，桎梏越来越多，绳索越来越紧，以致于人们都变成了思想上的畸形儿，越来越丧失了天性、人性。龚自珍先生内心中恐怕就非常赞同庄子的思想，他在《病梅馆记》中写过：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这个文章中学语文课本里讲过，我就不译了。此处，龚自珍的文章和上面所引庄子的文章思想是一致的，不过龚自珍身当清朝禁锢愈显严密的时代，文中的悲凉愤慨更有过之。因此龚自珍先生也被当时视为狂狷之士，他二十六岁时曾写了本集子，称为《伫泣亭文》，送给当时的一位学者王芑孙看。王芑孙看了大跌眼镜，因为书中几乎全是激愤之语，是他这样“规规矩矩做人”的老儒不敢想像的，于是这王老儒边看边摇头，给龚自珍批道：“……至于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可见庄子所说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一点也不假，信奉道家思想的人多少都有点不合世俗，被看成孤僻的怪人。

　　笔者也是这样的思想，对于花草树木，都不喜欢将它们修枝捆扎。可惜现在园艺业也趋向西洋化，往往喜欢弄修剪整齐的草坪，剃了平头般的冬青黄杨，士兵出操一样整齐的树林，大失天然之趣。而中国的传统园林却不这样，中国的古园林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往往贴近自然，有浑然天成之感。我们看叶圣陶先生在《苏州园林》一文中写的：至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广漆，天然漆的一种。由熟漆或生漆和熟桐油调制而成。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衬。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是的，中国古人的审美观一向是崇拜自然，贴近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