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注民生，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二程文集》卷五），其思想中始终有一种鲜明的“富民”倾向。概要说来，其主旨有这样几项。

　　其一富民是为“政之急”。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如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史称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足食”和“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孔子肯定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沿途见到人烟稠密，孔子颇为高兴，感慨地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文中的“富之”一词，鲜明而直白地显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场；而“富之——教之”的先后秩序则表明，儒家固然极重礼义教化，但仍然主张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为急切的。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也为历史上一些明智的君主所认同和接受，如汉孝平帝就如是说过：“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汉书》卷十二）这类富民为急的体认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富民是治国安邦的前提。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首先，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意识，即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此“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当然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哉！”（《汉书·晁错传》）相反，儒家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正是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尽心上》）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富民，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其次，民富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合法、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则必须“与民同乐”而不能“独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谓的“同乐”，其要义在于“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而究其实即强调统治者应关注并解决好民生问题，“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惟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此意亦诚如荀子所揭：“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正是有鉴于富民对于治国的如此极端重要性，故儒家宣扬“”（《潜夫论·务本》）。

　　其三富民是政府的天职。按儒家的理解，天生民而树之君，“治人者”对人民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义务和责任，用儒家的说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梁惠王上》）所谓“尧舜之泽”，其间最为基本的则是人民的生计问题，故儒家一再提醒“治人者”，要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儒家还以“为民父母”为喻，强调富民也是统治者不可逃避的道义责任，“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对那些不顾人民饥寒交迫、只顾一己享乐的统治者，儒家痛斥之“率兽食人”，根本不配“为民父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显然，在儒家看来“为民父母”是绝不应“使斯民饥而死”的，相反，政府有义务和责任让人民过上“有粟如水火”的丰衣足食的生活，换言之，“治人者”天然负有富民之责。

　　其四富民是善治的标志。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判定一个社会治理的好坏，一个政权的善与恶，其间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质与状态如何；换句话说，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富裕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甚至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如孟子就认为，“王道”社会就是能让人民生活无忧的乐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能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达到了理想的“圣人之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事实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里，民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也是其间突出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文中所谓“皆有所养”，就揭示这是一个民生无忧，“养生丧死无憾”的人间乐土。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治理良善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富的社会，即“王者富民”（《荀子·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