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两句豪言壮语，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遗憾的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往往与之背道而驰。那么中国的当政人物中有没有人真的曾付诸实行呢？尽管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曾任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就是突出例子。

　　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1918年，北京政府总统冯国璋下达对包括广东在内的护法各省的讨伐令，北军由福建攻入广东。陈炯明率粤军反击，大获全胜，收复粤境后乘胜入驻福建漳州，建闽南护法区。

　　1919年，正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努力开拓新式教育的陈炯明，邀请岭南学校(包括岭南大学)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赴其当时有“闽南的俄罗斯”、“模范小中国”之称的根据地漳州，任国民教育高等顾问。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

　　“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余在漳亟欲藉此以为试验，奈窒碍殊多。经费竭蹶，就是当头一棒，人才缺乏，亦其一因。譬如教育各科教师，人固知必择务系某校毕业者，曾学某专门者，惟对于国文则莫不取之于村中之老秀才。殊不知今日文字革新，单聘这些老先生授几首机械的古文，则与昔塾师授孩童以十三经又何异！此弊余极欲革除之，惜无相当之人才。”(《申报》1919年8月17日。)

　　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在不久之后把自己的计划落实了。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

　　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陈炯明一直谋求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民国时期，“西南”一语不仅仅以方位界定，也以政治形势为分野，因此所谓“西南”往往包括广东。)

　　1920年，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大举进攻闽南护法区，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粤军拼死反击，竟然扫荡强敌，一举收复广东。12月，刚刚回到广州、兼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马上礼聘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厉行革新，广东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是年，岭南学校向省港热心教育人士十人各募万元，建“十友堂”，并获广东省政府拨款资助成立农学院。“政府拟组织广东大学，一时未就。以岭南农科办理多年，因力助其发展、促其建成农科大学、改进南中国农务。其办法于岭南董事局(中西合组)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俱中国人)完全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年鉴》，1925年。)

　　1921年，在陈炯明、陈独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由华人自行负责的岭南学校农学院成立，独立的农学院董事会亦正式成立，马应彪、李煜堂、钱树芬、陈廉伯等五人当选董事。为使农学院有更多的土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钟荣光拟收用比邻坟地三千余穴以建农林实验场，经省农业厅的协助，交涉成功，获得新农地900余亩。尽管财政拮据，陈炯明应允拨给30万元作为开办农科大学的设备经费，并答应自1921年起，每年提供10万元的经常费。“此等伟大计划，经费预算二百六十万。政府担任三十万，已交十万”。1922年，陈炯明被免职，旋再起，1923年初终被迫退出广州。以后历届政府，均口惠而实不至，岭南学校的政府资助从此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