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教育圈是非纷纭，教育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让人不由重新对百多年之前中国近代学制的新立产生兴趣。“学制”，其实是“学校制度”的简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制度”的代称。其间线索纷纭头绪杂乱，在我看来，从“学堂”到“学校”的称谓变化，应该算一个值得一察的历史细节。

　　古代的教育系统，大致可分为私塾和官学，比较高级的有如书院、太学之类。这一整个学制的体系在典定礼仪的《礼记》之中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记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里的家、党、术、国都是指不同大小等级的区域范围，而塾、庠、序、学就是指不同级别的学校称谓。当然，还有其他的称谓，比如单独出现的“校”。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颂》里的“乡校”，既是乡间的学校，也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场所，兼具我们今天的学校和公共论坛的功能。与之相对的，则是前面提到的设于都城之中的“学”。

　　“学堂”作为学制称谓出现，比较晚近。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曾论及外国学校制度对我国学制新创的影响：“中国自道光、咸丰以来，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弱点，逐渐揭破；外人之优点，逐渐发见。再进而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故设同文馆；见人以海军强，故设水师船政学堂；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堂；见人以陆军强，故设武备学堂；见人以科学强，故设实学馆。同治以后，甲午以前的学堂，几乎全是这一类的。”

　　可以说，借鉴的渴望在这一时，表现为见一门，学一科，建一类“学堂”。这种“学堂”多是从技术上着眼，想要把西洋的诸种强大的手段一一搬进中国来。此时，“学堂”作为正式称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学习西洋技术的标签。

　　甲午一败，国人多生焦急，渐渐意图变革教育，改革学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谕要求“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其中“省城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清廷首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的学校系统是：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不立年限。也就是说，如果照着这个系统一路念完，至少需要二十个学年。

　　因为“学堂”往往由各地书院改制而来，教的根底依然在儒家经典，纲常伦理之类，“学堂”在精神上其实还和古时候的塾、学联通着。所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立停科举”，朝廷诏谕表示同意时才会说：“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这一方面是给习惯了科举的书生们吃定心丸，另一方面，也确实道出了“学堂”一词作为学制的部分本质。

　　对此，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取向的民国政府当然不想也不会延受。所以，民国元年，还在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下令改革旧有学制，第一条就是为“学堂”改名，“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不久，民国教育部从南京移至北京，重新梳理了整个“学校”系统，变成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校四年，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大学院不立年限。当然，中间岔开去还有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等等选择。但如果一路以学术为目标念下去的话，时间一般在十八年左右。这一时长，比之张百熙奏定的学制，短了两年，比我们今天的相当学制，则恰好长了两年。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代名词，“学校”一称，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语境中，实际上附加了“新制度”的涵义，取“学堂”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