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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法会。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悯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以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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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十三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