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香医生为我作眼角膜移植，他们把我眼部的神经麻醉了，可是我神志清醒，能听到金属器具的叮噹声和周医生的说话声。

　　 我的右眼发炎红肿，三年多了，军中医官说我患的是角膜炎。最后我到台北三军总医院去求诊，那时我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东西了，而我的左眼又视力极差。

　　 医生说：“可能你是用了髒毛巾或在游泳池裹游泳感染的。”

　　 我说：“很可能就是这么得的病。”

　　 一年后，我听说角膜移植可以使的失明的右眼复明。我把这消息告诉妻，她听后，脸崩得紧紧的，想了好久，找出她多年来积蓄的新台币两万元的存款交给我。

　　 “两万元不够的话，再另想办法，”她说，“你不像我，大字不识一个的睁眼的瞎子。一只眼看书写字不方便。”

　　 周医生是台湾最早作角膜移植的医生之一。我马上去登记，等候移植。不到一个月，他打电话来说：“一位司机在车祸中受了重伤，临死前对他太太说，身体的器官能卖掉就卖抻，得点钱抚养他们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出一万块钱可以吗？”

　　 手术费，医药费和住院费顶多不超过八千。我答应了，医生叫我第二天就入院。

　　 我的运所很好，许多人要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个角膜。我感激妻给我的资助与鼓动。

　　 我刚被推出手术室，女儿小蓉在我耳畔说：“很顺利。妈本想来看您，怕您：”

　　 “去跟她讲，我不要她来。告诉她我很好，叫妈安心就行了。”

　　 我以前住在三军总医院时，妻从未来过，而且我也不要她来。

　　 和妻结婚那年，我刚刚十九岁，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父亲和岳父是世交，二人指腹为婚。

　　 婚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妻的面。等到把她从花轿里拖出来拜了天地，进字洞房，我才用秤杆子挑下她的红盖头，认清她的面貌。

　　 我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她整个脸都是坑坑凹凹的疤。鼻尖上还有一条条的肉柱，眼皮上一块块反光的疤痕，显得眼眶浮肿，眉毛稀疏。才十九岁，看起来像四十多。

　　 我跑到母亲房里，哭了一夜。母亲劝我认命，并说丑妇有福，红颜命薄。不管母亲说什么，也解除不了我内心的痛苦。我不肯和妻同房，也不跟她说话。我在学校里寄宿，到了暑假也没回家，后来还是父亲派一位堂兄把我连劝带训的拖回去住了两天。

　　 到家时，妻正在煮晚饭，抬起头朝我微微翘翘口角表示欢迎的意思，但我连忙别过头，直向母亲房里走去，就像没见到一样。饭后，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说：“孩子，你太任性了。你媳妇外表是丑了点，可是她的心并不丑。”

　　 “美，美，美得像天仙！”我愤怒地说，“不然你会娶她做儿媳妇？”

　　 母亲气得面色发白，说：“她实在是个好媳妇，知情达理。到我们家六个多月了，从早到晚，从锅上上到磨房，我和你爹吃的穿的都是她一个招呼。你这么样对待她，她一句怨言都没有。也没见过她掉眼泪。不过，你懂不懂，她的眼泪是往肚子里流的”。

　　 母亲又说：“人，怎么都是一辈子。只要她把你侍候得好，能照料家务，好好抚养孩子就够了。难道能叫人家守一辈子活寡？拿人心比自心，别人对你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受得了？”

　　 之后，我和妻子同房了，可是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彆扭。她老是低着头，低声下气的说话。有时我顶上几句，她都向我尴尬一笑，再低下头去。她像一团棉花一样，没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脾气。

　　 结婚三十多年，我绝少给她过笑脸，也没跟她在大街上走过路。数不清多少次，我偷偷的咒她死。

　　 也许正因她面貌极端丑陋，妻有一般人所缺乏的耐心和爱心。初来台湾的几年，我在军中阶级低，收入只够温饱，孩子又多病，还要应付医药费。妻一面照顾两个孩子，一面做家庭副业。住中部海边，她编织草帽草蓆；搬到东部渔港，她给渔民织网补网；住在北部的时候，她又学会在陶瓷用具上总花草鸟兽。我回家的日子也少，不论孩子的教育或家庭费用，我从未问，当然更不用操心了。

　　 我们从没住过眷村，一方面是我怕别人见到妻，她也怕见同事长官们的眷属。我从陆军退役后，迁居在一幢偏僻而简陋的房子里。现在女儿小容已从大学毕业，并已教了一年书。她弟弟比她小三岁，在官校成绩很好。现在正是他考试最紧张的关头，我叮嘱小蓉不要让他晓得我要施手术，免得他分心。

　　 小蓉为我送来了一架晶体收音机，但我住医院以后，常回想过去的事，动辄就要想到妻。我后悔拒绝她来探我。老都老了，子女都长大成人，还继续挑剔什么？

　　 两星期后我知道快要拆线了。心里着实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想，失去自由的人重获自由，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我告诉小蓉说：“等我出了院，一定要到给我眼角膜那人的填上去祭奠一回。”

　　 可是我也很担忧，因为我知道角膜移植的成功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医生除去我右眼的纱布，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

　　 “看得见光吗？”周医生问。

　　 我眨眨眼道：“上面很多亮。”

　　 “那是手术灯，”医生拍拍我的肩，愉快地说，“朋友，成功了。一星期后就可以出院了。”

　　 这一星期，一天比一天有起色，换药的时候，周医生都要检查一次。出院那天，窗户、病床、连桌上的茶杯都看到了。

　　 小蓉来接我出院。“妈中午准备好几样您喜欢吃的菜。”

　　 “她是好妻子，好母亲。”我说出了蕴藏在心底多年未曾说出口的一句良心话。

　　 我和小蓉招了一辆计程车。路上，她始终闭着嘴闷不吭声。

　　 回到别了二十一日的家，妻正端着盘菜从厨房出来。她一看见我，猛然怔住，赶忙垂下头，畏畏缩缩地说：“回来啦？”

　　 “谢谢你赐予我光明，”我第一次向她说这样话。

　　 她歪着头，从我身边擦过。盘子放在饭桌上，人背着我，双手扶着墙壁，嘤嘤的哭泣着。“有你这句话，也就够了，我死也够了。”

　　 小蓉从外面跑进来，哭唧唧地叫喊。“即，快告诉爸，让爸知道他右眼换上的是你的角膜！”小蓉摇着妻的肩，“快说呀！”

　　 妻止住哭泣说：“这是应应该的。”

　　 我抓住她的双肩，仔细看她的脸，妻的左眼珠变成灰白色，跟我以前的右眼一样。

　　 “金花！”我第一次叫出妻的名字，“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我狂喊，用力摇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