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太平间值班室，一个想想都让人有些不寒而栗的地方，却是18岁的刘鄂湘和母亲刘芝林唯一的落脚点。再过两天，刘鄂湘就要到地质大学分校报到了。而刘芝林，又得换“窝”了。刘鄂湘告诉记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不再搬家。

　　1999年，妈妈执意跟游手好闲、脾气暴躁的父亲离婚了。我们母女俩只带了一卷铺盖，只能在妈妈的工作间容身。当时，她在一家医院做洗衣工。早晨5时半，就将一堆堆一人高沾满了血渍、尿渍的衣服、被单放入洗衣机，开始消毒、洗、涮、脱水、晾晒、烘干。在热汽腾腾的工作间里，她的手要在水里泡到下午5时。我无论什么时候进去看她，她都只穿一件单衣，头发透湿。因为消毒液和洗衣粉的腐蚀，她浮肿的手上布满了裂口。好几次，她因体力不支而昏倒。

　　白天，我就在医院走廊里学习。晚上，等同事们都走了，妈妈把被子往工作台上一放，就成了我们的床。她总想陪在一旁看我写完作业，多讲讲话，可更多时候，我一抬头，就看见妈妈已睡熟了。那时，妈妈辛苦一个月，只有300多元钱。她几乎不为自己花一分，钱都变成了我的书和文具。她常对我说，这些钱是你的学费，是死也不能动的。

　　后来洗衣房被人承包，我们不能住了。医院一位伯伯看我们可怜，让我们在太平间旁的值班室里容身。天不亮，妈妈就起床打扫医院的院子，顺带着收集废弃的饮料瓶。一到秋天，她得在不断落叶的院子里扫一天。晚上，她就帮伯伯值班，到住院部抬送那些病逝的人，将他们运到太平间，擦身、整形、穿戴，再送他们上路。我问妈妈怕不怕，妈妈却说：“多亏人家，我们才有地方住啊！”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看见妈妈手上有血泡。一问才知道，她白天看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有废弃的预制板，就趁下班时间，拿锤子敲碎水泥收集铁丝。第二天，我也拿了锤子帮妈妈去敲。我俩面对面挥汗做事，偶尔说几句话。酷热的半个月里，我们手上的血泡一个套一个，但攒下不少铁丝，卖了100多元钱。妈妈很高兴，说：“这够你一个月的早餐费了！”

　　去年的一天早晨，我发现妈妈早早就起床了，回来时却提着一大堆菜。她说是新开的超市丢掉的隔夜剩菜。她怕我不爱吃，把菜精心摘去黄的、瘪的、烂的部分，将萝卜黄瓜洗切干净做成腌菜，换着花样炒，多给些调味品，我每次都吃得很香。一年多来，我们没再买过一分钱的菜，吃的都是捡回的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