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我们总在一个逼仄的空间相遇——一条走廊，一间休息室，一块空地，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比邻而坐，我们传阅同一张报纸，甚至听得见彼此的呼吸。但习惯上，我们只是相互点点头，便彼此无言。

　　我们这样相遇已经有好多年了，我最早跟她们碰面，是在医院。那时候我们都挺着大肚子，有男人相伴，半是羞涩半是坦然，等候在妇产科门外。

　　血压、心律、B超、尿常规、染色体……我们各自手里握着一张张单子，就像握着一个新鲜的生命——虽然那不过是一堆正常或非正常的数据与图示。好像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记住对方的脸。我们只是默默地瞟对方一眼，眼神就滑到自己的大肚子上，那或尖或圆或凸或仰的样子，让人神往。

　　然后，我们又在产房相见。我们被一条条新生命绑架了。我们被绑在担架上，推进生产室。我们都被男人抛弃——或者我们都告别了他们。我们一脚踏进自己的炼狱，呼号，呻吟，惨叫，拳打脚踢，汗如雨下，泪如雨下，只是在挣扎的间歇，我们默默地看着彼此，看着从天而降的苦难，以及恐惧、无奈、凄恻，但我们交换更多的是会意，是鼓励，是求生的意志和本能，是对新生命的神往。

　　印象里，这血雨腥风的会面，是最贴心贴肺的一次：我们都经过了一次洗礼，就好像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经历了一场密谋，一次训练。从此，身份、年龄都不重要，学历、爱好都可省略，容貌、身材形同虚设，虚荣、浪漫抛诸脑后。我们邻床哺乳，隔窗相望。

　　接下来，我常常在街头、商场、公园、游乐场看见她们。她们不修边幅，脸色苍白，步履虚浮，甚至闻得见奶水味和口水味——她们看我，亦如此。我们明明刚刚相遇，可转身就相忘于江湖，这并非是因为无情，而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更值得记住的东西：白白胖胖的婴儿，咿呀学语的婴儿，流着口水的婴儿，他们的身高体重，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一颦一笑，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的新鲜和重要反衬着我们的衰老和微不足道，有了他们，我们的相遇就有意义；没有他们，纵使相遇，也是陌路。

　　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慢慢地，我们的相见开始充满沉默——连寒暄和点头都省略了。

　　我们等在学校大门外，等在家长会的现场，我们在英语课、书法课、围棋课、钢琴课、网球课的门外等候，听任风吹头发，听任时间流逝，却听不到任何一句问候。我们还记着各自的电话，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拨响——因为孩子已经比我们记得更熟。
　　
　　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在路上相遇——上学或者放学路上，我们的眼神正准备打招呼，可是孩子们夸张的喧闹拦截了这种愿望。我看着她们来去匆匆，步履如飞。她们有时妆容齐整，有时却衣衫散乱，有时和蔼可亲，有时气急败坏，有时神采奕奕，有时又萎靡不振——她们看我，又何尝不如此。

　　跟她们擦肩而过时，我就想，我认得她们，她们是谁谁谁的母亲，谁谁谁的妈，我会记住她们的脸，等二十年后，哪怕我们变成奶奶和外婆。

　　我跟她们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上个周末。孩子们在上英语课，我们在狭小的会客室等候。我们挨着挤着，没有人说话，看书的看书，读报的读报，隔壁，孩子的诵读声声可闻。暖气很足，渐渐地，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