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的最早记忆——实际上也是我对一切事物的最早记忆——是他的臂力。那是一天傍晚在我家附近的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屋子里。屋内尚未完工的木地板上有不少吓人的大洞，我知道这些裂着大口的黑魑魑的大洞不是什么好地方。当年33岁的他伸出强劲的双手，团团围住我那细小的胳膊，然后轻轻地将我举起，让我骑在他的肩上，高瞻远瞩，神气非凡。那时我才四岁。

　　父子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它会随着双方的成熟而不断发展，日益完美。它也会由于令人忿恨的依赖性或自主性而日益恶化。对于当今许多生活在仅有单亲的家庭里的孩子来说，父子关系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一个小男孩儿来说，父亲犹如一尊神，他所具有的神奇体力和超凡能力，使他能从事和通晓凡人所无法从事和通晓的种种事情。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事情：例如把自行车上脱落的链条重新装好这类事情；或者做一只关仓鼠的笼子；或者用钢丝锯锯出字母F，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里，我就是这样学会识别字母的，每隔一天晚上学一个字母或一个数字，外加复习已学的字母和数字(我们把元音字母漆成红色，因为它们有点特殊)。

　　他甚至有先见之明。“你像是要吃牛肉饼加乳酪和冰镇巧克力饮料”，每到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常常会这样说。我五岁那年玩球，一记猛射，打破了邻居车库的玻璃窗，我提心吊胆地过了10天才去认错，他却似乎早已知道此事，仿佛一直在等待我的认错。

　　当然，有许多规矩要学。首先要学握手。伸出松软无力的小手来是绝对不行的，要坚定有力地紧握对方的手，同时要以同样坚定的目光正视对方的两眼。“别人了解你的第一件事便是跟你握手”，当年他常常这样讲。每天晚上他下班回来，我们都要练习握手，头戴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帽子的小男孩儿，表情严肃地奔到身材高大的父亲跟前，与他一次又一次地握手，直至练得能坚定地握住对方的手为止。

　　当我喂养的猫捕杀了一只鸟时，他简短地谈论了一种叫做“本能”的东西，这才驱散了一个九岁男孩儿心头的愤恨。第二年，当我的狗被汽车压死，巨大而沉重的悲痛简直无法忍受时，他走了过来，伸出一双大手将我搂住，流着泪讲述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尽管我并没有想过超速行驶的汽车将狗压死是否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岁月的消逝，还有别的规则要学。“你要始终尽最大努力”。“现在就做”。“从不说谎”！而最重要的是：“凡是你必须做的，你都能做到。”我十几岁时，他不再吩咐我该做什么，这使人感到既害怕又兴奋。他仅提出看法，不再告诉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而是让我知道除了今天和明天还有许多许多，这是我所从未想到过的。

　　当世界上最珍贵的姑娘?对我来说?——如今我已忘了她的名字——拒绝和我同去看电影时，他正好从厨房的电话机旁走过。“这话现在可能难以置信”，他说，“可是，有朝一日，你连她的名字也会忘了的。”

　　一天，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现在意识到的。我不再尽力使他感到高兴，而是想尽量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我从未叫他来观看我的足球比赛。他所从事的是一种极度紧张的职业，这意味着星期五夜里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驱车赶路。但每逢重大的足球比赛，我朝边线一瞥，就可以看见那顶熟悉的软呢帽。天哪，对方队长是否对坚定有力的握手和坚定的目光感到永生难忘？

　　后来，学校里讲授的一个事实与他所说的相矛盾。他竟会错了，简直不可思议！可那是白纸黑字写在书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个人阅历的增加，这种错误也越积越多，这促使我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我能看出我们俩已各自走上既不相同而又极其正常的生活道路。

　　我也开始觉察到他的盲点，他的偏见和弱点。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这些事，因为他也没对我这样，不管怎样，他似乎需要保护。我遇事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经验与我必须作出的决定似乎毫不相干。有时他在电话上谈论政治，谈论他为什么要那样投票，或谈论为什么某一政府官员是一蠢蛋。而我听了之后则两眼望望天花板，微微一笑，尽管我在话音中从不流露。

　　有一时期，他主动提出忠告，但近几年来，政治和有争议的问题都让位于日常琐事，抱怨跑空趟啦，抱怨生病啦——他朋友的病，我母亲的病以及他自己的病。他的病确实不轻，其中有心脏病。他床边就有一个氧气瓶，每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常常故意要上床休息，并要我扶他一把。“你的臂力真大。”有一次，他特别提到这一点。

　　他在床上向我显示他畸形躯体上众多的伤痕和痛处，还有所有的药瓶。他谈起自己的病痛，渴望得到同情。他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同情。但此情此景使我感到心烦意乱。他告诉我，正如医生所说的，他的状况只会恶化。“有时候”，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说，“我真想躺下，长眠不醒”。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经过再三考虑，连怎么跟他说都考虑过了，最后下了决心(“凡是你必须做的，你都能做到。”)在他床边坐下。一瞬间，我回想起35年前在另一座房子里那些吓人的黑魑魑的大洞。我告诉他我是多么爱他，并对他讲述了人们正在为他所做的一切。可是，我说，他一直吃得很差，深居简出，违背医嘱。无论多少爱也无法使另一个人热爱生活，我说，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他没有竭尽全力。决定得由他做出。

　　他说他知道我讲这些话该有多难，而他为我感到多么自豪。“以前我有一位最好的老师，”我说，“凡是你必须做的，你都能做到。”他微微一笑。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坚定有力地握手。

　　几天之后，大约在清晨四点左右，我母亲听见他摸黑在他们的房里拖着脚走路。“我有些事必须要做”，他说。他偿付了一大把账单。他为我母亲开列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法律和财政问题的一个长长的单子。他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