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云门家风 五、契嵩新流

　　契嵩（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俗姓李，终钟氏。他７岁出家，十三岁得度落发，十四岁受具足戒，十九岁开始游方参学，下江湖，陟衡庐，十余年间来往于南方各地，“首常戴观音之像，而诵其号，日十万声。于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后至瑞州（今江西高安）见到云门宗僧人晓聪禅师，成为其得法弟子。明道年间，（１０３２－１０３３），他以佛教五戒、十善比附人儒家五常，作《原教》一文，流传颇广，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９），契嵩“入吴中，至钱塘，乐其湖山，始税驾焉。”从此，他结束了游方生活，“以文鸣道于天下，”所谓“至钱塘灵隐，闭户著书”。皇祐年间（１０４９－１０５３），曾“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几罢归。”复著《禅宗定祖国》，《传法正宗记》。不久观察使李公谨得其书，且慕其高名，奏赐紫方袍。契嵩感念“幸生天子臣护道达法之年，”遂带着《辅教编》、《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和《传法正宗定祖图》北上京城，能过开封府尹王素的推荐，将书上呈仁宗皇帝。仁宗看过后，后第二年“诏付传法院编次，”收入《大藏》，以示褒宠。并赐给他“明教大师”的称号，由此名灵海内。不久，契嵩谢绝朝廷士大夫的再三挽留，返回杭州，“晚居余杭之佛日山，退老于灵峰永安精舍。”故后人又称其为佛日禅师，亦以“永安”称之。

　　从现在资料，已无法了解当年契嵩开堂演法时的情景，但从一些零星记载中，仍可嗅出他孤危险峻、人难凑泊的“云门突急”的遗风余韵。《镡津文集.怀悟序》记载说：“师自东来，始居处无常。……默视其迹，虽或出处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远。”可见，契嵩依然保持了云门一脉的高古家风，非上根器者不能领悟。这虽于中下根机者不宜，而契嵩又不肯以佛法作人情，削高就低，有唇门风。他“因而叹曰：吾安能圆凿以就方柄哉！闻圣贤所为得志则行其道，否则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犹足为万世法。使天下后世学者，识度修明，远邪见而游至途，则奚必目击而授之谓从已出耶？”契嵩机用，人难领用，所以他难以演法开堂行其道，只得以文字般若来接化学人，又何必去计较识度修明者是否为耳提面命。所以，契嵩的一生主要是“却关著书”。即使在著述中，他仍不脱云门高古之风。史载：“其文之高拨胜迈，绝出古今。……然求世之知言审音者，不亦难其人哉！”他勤于撰述，著作甚丰。据称“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余万言。”但是，他的著作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到两宋之际，其著作已大部分散失，宋代禅僧怀悟从大观（１１０７－１１１０）初开始搜寻契嵩的著作，历时二十余年，至绍与四年（１１３４），仅收集到契嵩著作的一半，“其余则蔑然无闻矣。”怀悟将其所集文稿整理编次，成《镡津文集》二十卷。此外还有《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和《传法正宗定祖图》。这些就是目前留存的契嵩著作。

　　契嵩在禅宗史上的主要贡献，一是作《辅教编》等书，继承宗密思想，论述教禅一致，倡三教融合，特别强调儒释两教的一致性。二是作《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等书，厘定禅宗传法世系。

　　当契嵩著书立说时，正值宋代思想家和朝野上下抑佛排佛的呼声不断高张。在思想界，一些儒士追随前代韩愈排传传统，纷纷著书反佛。“当时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同时，朝中重臣中主张抑佛者亦很多，如范仲淹、富弱、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他们主要基于佛教的兴盛与封建统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契嵩正是在这样一片排佛反佛声中，孤鸣独发，倡导佛儒一致，三教合一思想的。

　　最能集中反映契嵩三教合一思想的是《辅教编》、《辅教编》的中心，即是要“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辅相其教。”契嵩认为，三教名目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为善也。”它们的区别仅在功用之上：“诸教也，亦犹同水以涉，而历揭有深浅。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它们的一致性就在于都能达到“同归于治”。他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儒家治世，佛教治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了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他曾公然宣称：“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也，迹也。”从现象上看，儒佛是有别的，但从根本旨意上，二者却是相同的。契嵩融合三教的主张，在禅林中影响甚大，云门宗佛印了元曾写过一首诗：“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中国是一个宗法伦理国家，孝道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儒学的主要范畴，佛教在中国的推演过程，其实也就是对宗法制度下封建伦理纲常的适应过程。所以从佛教传入之时起，孝道就成为中国士人攻击，排斥佛教的主要武器。北周武帝在他的废佛诏书中指出：“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道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经》。”唐初传奕反佛，其理由也是说佛教“不忠不孝”、“入家破家，入国破国”。韩愈作为儒门战将，亦指责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从佛教传入起，许多佛教学者为此而困惑，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调和融合，尽管契嵩亦十分清楚儒佛两种伦理体系间的差别，但他认为二者的教迹度不影响两教圣人心同的一致性，他在《上皇帝书》中说，他之所以作《辅教编》，其主旨就在于“推会二教圣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在方法上，契嵩侧重讲儒佛在伦理观上的相同之处。他说：“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他取佛教的五戒十善来坐同儒家的五常：“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救人，岂异乎哉。”“今儒之仁义礼智信者，岂非吾佛所施之万行乎？”把五常等同于佛教万能胶行，旨在说明佛家八万四千行，并未超出儒家五常的伦理规范。

　　在儒家伦理规范中，契嵩特别推崇孝道。他特撰《孝论》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说明“孝”不仅是儒家的伦理准则，更是佛教的伦理核心。他在论中多引《孝经》、《书经》、《礼经》等儒家经典来论述佛教“教”道，以至把孝说成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他说：“岂有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为人子者而不孝其亲，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耶？岂妨人所生养之道耶？”本来在佛教中，“百行戒为先”，但契嵩以为，孝道比戒律更为重要，从而确立了其“孝在戒先”的命题：“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之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耶？为戒微也。”契嵩所讲孝道，其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他所论述的戒孝关系，实际就是佛教和儒教的关系。他认为，戒律离不开孝道，孝是根本，戒只是从孝发“端”的，是孝的具体应用，戒律脱离了孝道，也就不成为戒。持戒修善所达到的解脱，实质上也是由“孝道”所致。这种孝在戒先的说法，实际是承认了儒家伦理在佛教伦理之上，是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在宋代统治阶级加强封建纲常秩序的情况下，契嵩提出处理儒佛关系的新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契嵩的著作受致函皇帝重臣的常识和重视。据说，韩琦曾把契嵩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对韩琦说：“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第二天一大早，韩琦便偕同欧阳修一道往见契嵩，“文忠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瞻道明。”自韩承相以下，莫不延见尊重之，由是名震海内。仁宗见至其书，亦十分赞赏：“上读其书，至‘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叹爱久之，旌以明教大师之号，赐其书入藏。”

　　在倡导三教合一、儒佛一致的同时，契嵩为确定禅门传承世系亦殚精竭虑。其时，禅宗已流行了两三个世纪，关于菩提达摩到慧能的禅宗六祖之说已成公论，但对禅宗在西土的传承仍说法不一，天台宗僧人也攻击禅宗传承关系不清，菩提达摩不是正统。“谓所传列二十四祖，至师子祖而已矣，以达摩所承者，非出于师子尊者。”针对“虽一圆颅方服之属，而纷然相是非”的局面，契嵩决心“推一其宗祖，为天下学佛辈秘诤释疑，使百世而知其学有所统。”于是他“力探大藏，或经或论，校验其所谓禅宗者，推正法所谓佛祖者。……编成其书，垂十余万言。命曰《传法正宗记》；其排布状画佛祖相承之像。则曰《传法正宗定祖图》；其推会禅宗之本末者，则曰《传法正宗论》。”《明教大师行业记》中亦谈到：“仲灵（契嵩）之作是书，慨然悯禅门之凌迟，因大考经典，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摩，为二十八祖。”从此，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法系谱便成为定论，真正起到了“扶持正宗，排斥异说”的作用。

　　此外，契嵩作为一禅门高僧，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即对《坛经》进行了校订。契嵩曾著有》

　　《坛经赞》一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吏部侍郎郎简，亦颇喜《坛经》，但当时的流行本“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便请契嵩校订。契嵩用了近两年时间，于至和三年（１０５６）完成。据说“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这个编校本，今已不存，但后世流传的所谓曹溪原本及元代德异本、宗宝本，都是以此为底本，略作增减而成的。

　　在《坛经赞》中，契嵩阐述了自己禅教一致的观点，他说：“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摩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尽管禅宗是教外别传，传佛心印，而不立文字，但并不能把禅与教割裂开来。他认为：“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禅为其宗，而佛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禅教的对立，乃至大小乘的相争，仅在于祖不正、宗不明，只要承认禅宗的正统地位，就可以息诤释疑，“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考经论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语禅者，不谅佛之能诠遗乎教内。”教是手段，禅是宗旨，参禅者应藉教以悟宗，习教者应明心而见性，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因此，禅门与教门本来是一致无别的。

　　总之，明教契嵩作为禅宗云门宗的传人，尽管在禅法风范上继承了云门一脉的家风，但他并没有特意去全力光大发扬云门禅法，而是为当时更为迫切的禅宗乃至佛教的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所牵制，他不得不用毕生的热诚和精力去著书立说，阐述儒佛不二、禅教一致的融合思想。所以，契嵩在云门宗史上之所以能占有此独特地位，并不在于对云门禅法本身的发展张扬，而在于他作为力倡儒释融合的著名禅僧，乃是云门的法流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