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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宗正义 三、法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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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统之争

  神会(684-758),襄阳人,俗姓高。据《宋高僧传》记载,神会“年方幼学,厥性惇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这说明神会自小就普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及至学佛,“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这为他日后成为慧能门下辩才无碍的鼓吹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载,神会出家后,在投奔慧能之前,曾师事神秀三年,“先事北宗神秀三年。秀奉敕追入。和上遂往岭南。”神会“闻岭表曹侯溪慧能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效善财南方参问,裂掌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间耳。”神会在曹溪慧能处修学四年,在寺中辛勤执事,效慧能当年“腰石碓米”的精神,“苦行供养,密添众瓶,研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等。”又“策身礼称,燃灯殿光,诵经神卫,律穷五部,神感紫云。”深受慧能器重,其间,他曾一度外出游历,偏寻名迹,广其见闻,并至西京受戒。景龙年中,又重回曹溪。慧能“大师知其纯熟,遂默授密语。”此后,神会常在慧能左右,成为慧能晚年的得意弟子。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说他:“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慧能死扌,他又云游四方,四处参访,到了玄宗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故有“南阳和上”之称。他在南阳传布禅学,名声渐起。南阳太守王弼、内乡县令张万顷都向他问法。他还见到侍御史王维,王维称赞说:“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由于他答王琚(王赵公)所问“三车”义,更使他“名渐闻于名贤。”

  神会北归之后,神秀已卒十余年,其弟子普寂等正享盛誉,所谓“两京之间皆宗神秀”,“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神会有感于此,遂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公开抨击普寂一系,正式向神秀北宗发起进攻,这是禅宗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关于慧能六祖地位的关键之处。

  神会是挑起南北禅宗之争的第一人,其原因虽有教理、教义方面的是非判断,但更集中地是表现于宗统的争夺。

  宗统之争,由普寂妄立神秀为六祖而引起,神秀以后,普寂继承了北宗法师,统领天下禅众,他想借立神秀为六祖之名,行自己欲为七祖之实。当然,神秀一系当时以两京为基地,在中原以及整个北方地区拥有强大的势力,半个世纪里确实是禅界公认的达摩一系正统禅学所在。从传统的佛教师徒授受角度看,普寂确立法统亦不为过,普寂尚未去世时,李邕即在《嵩岳寺碑》中叙说了北宗法统,碑云:“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授于信,信咨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尚寂,皆宴坐林间,福润宇内。”该碑立于公元739年,正是神会滑台大会之后,“大行禅法,声彩发挥”时,北宗抢先将未亡人普寂列入传承,可看作是南北宗争夺正统门争激化的表现。也是对神会抨击的一种反映。《大照禅师塔铭》又载普寂临终付嘱云:“吾受托先师,传茲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傅于忍,忍授于大通(神秀),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这表明普寂确有建立宗统之事,故引发了“法统之战”。

  神会与当时“两京名播,海外知闻”的神秀系山东崇远法师公开展开关于南北禅宗是非邪正的辩论,神会以菩提达摩“南天竺一乘宗”正传自诩,认定普寂所立的法统是伪造的,弘忍并不曾传法给神秀。他提出一个修正的传法系统: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祖相承,连绵不绝。”并说:“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为第六代,所以不许,”这样看来,法统之争,主要集中于“六祖”桂冠的归属。因普寂是神秀公认的大弟子,而神会又以慧能的嫡传而自居,所以,只要“六祖”确定,那“七祖”自然不必言说。

  其实,据史载,“六祖”法统之争在弘忍之后并非显明,即使神秀、慧能二位“六祖”当事人亦未十分在意。五祖弘忍“法门大启,根机不择”,广接天下学人,受其教诲者无数。据净觉《楞伽师资记》所载,弘忍在临终前曾说:“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这些弟子“并堪为人师,化一方人物。”其中并未特别举某弟子为第六代传法人。弘忍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上首弟子之一的法如(638-689)曾享有极高的声誉。据《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记载,法如在弘忍处奉待,前后十六载,“祖师默辩先机,即授其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弘忍死后,“居少林寺,处众三年,人不知其高,所以守本全朴,弃世浮荣。廉让之德,贤士之灵也。”垂拱二年(686),“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时“学侣日广,千里向会”。于永昌元年(689)寂然卒世,春秋五十有二。

  法如作为五祖上首弟子之一,其禅法受到僧众普遍推崇,在生前及死后享有很高的声誉。神秀的弟子义福和普寂都是先寻法如,因法如迁谢总改投神秀门下的。开元十三年智俨撰《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珪和尚纪德幢》中说:“(法如)大师,即黄梅忍大师之上足也。故知迷为幻海,悟即妙门。”将法如称为弘忍大师之上足弟子,开元十六年裴漼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说:“皇唐贞观之后,……复有大师讳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可见时人已称法如为“定门上首”,最早对法如作出法统定位的要数立于法如逝世当年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关于禅宗法统继承,碑中说:“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武步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迹。入魏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这是关于禅宗法系最早的一个传承表,这里尽管没有明言法如即是“六祖”,但其中所透出的信息却是明了的。此碑立于永昌元年(689),上距五祖弘忍之死只有十五年。当时,神秀、道安、玄赜、慧能等均在世。神秀还在湖北的玉泉寺,尚未入京,而慧能远在岭南,初为曹溪信众说法。此时,客观上并未形成法统之争。

  从现有史料来看,法如本人也没有争法的意图。《法如碑》中说他:“守本全朴,弃世浮荣。廉让之德,贤士之灵也,外藏名器,内洽玄功,庶几之道,高遁之风也。”可见他是一个操作严谨、不尚浮华的禅师,他所注重的只是自心的证悟,所谓“子勤行之,道在其中矣”,日后他的开堂演法,完全是屡辞不获的结果。“垂拱二年,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众人说:“始自后魏,爰降于唐,帝代有五,年将二百。而命世之德,时时间出,咸以无上大宝,贻诸后昆。今若再振玄纲,使斯闻者,光复正化。师闻请已,辞对之曰:言寂则意不亡,以智则虑未灭。若顺诸贤之命,用隆先圣之道,如何敢矣!犹是谦退,三让之乃许焉。”《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珪和尚德幢》也说,法如开演禅法,是因珪和尚“与都城大德,同造少林,请开禅要”所致。即使法如在诸贤名德的再三请求下开法,亦未特意注重延续法统。《法如碑》记载,法如公开承认自己没有合达的法嗣,说:“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所以,法如临终前曾留下遗训,要他的弟子“而今已后,当往荆州玉泉寺秀禅师下咨禀。”但这也确实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在弘忍逝世后,而神秀未发达前,法如确曾是这一时期北方禅法的主要代表人物。

  我们再来看神秀。神秀是众所公认的五祖弘忍的大弟子,他在弘忍门下时“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尽管“服勤六年,不舍画夜。(弘忍)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并曾预言神秀与玄赜日后“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但神秀并未有贪“六祖”圣位之心。弘忍一日让门人各呈一偈,若有悟佛法大意者,即可付衣法,禀为六代。众门人因神秀上座乃教授师,故尽息心,不曾作偈。《坛经》记曰:“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从中可看出,神秀顾虑重重,踌躇良久的困惑,恰恰在于怕别人误解自己是为了祖位,而非为禅法。及至弘忍卒后,神秀“涕辞而去,退藏于密。”《传法宝记》更具体地说神秀“后随迁适,潜为白衣,或在荆州天居寺,十余年,时人不能测。”直至仪凤中(676-678),“荆楚大德数十人,共举度住当阳玉泉寺,”始取得“名在僧录”的合法地位。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实际上,他本人也并未住于玉泉寺内,而是在寺东七里的“地坦山雄”处,他曾说:“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净老焉。”有终老于此之意。《传法宝记》说:“然十余年间,尚未传法,”直至法如去世,学徒纷纷来归,所谓“自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总不得已而开法,“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可见神秀亦无争法统的意图。及至后来影响日重,“天下志学,莫不望会,”,“学来如市”,为武则天、中宗所崇敬,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但此并非完全出于神秀本意。《大通神秀和尚塔文》云:“师常晦迹栖真,久乎松壑。诏自江国,只命上京。而云林之情,肯忘山水。”他“屡乞还山”,诏不许。说明神秀并未凭借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确立自己的法统地位。如作于开元十三年(725)的《珪和尚幢》在述李元珪之师承时说:“自达摩入魏,首传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到和尚(即李元珪)凡历七代,皆为法主,累世一时,”李元珪卒于公元716年,其时神秀的地位及名声均远超过法如,李元珪尽管在法如殁后曾“暂之荆府,寻及嵩山,”在神秀门下呆过,但碑中仍明言其为法如门下。这说明当时“六祖”法统之争并不明显,北宗神秀一系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政治权威来施加任何压力。即使在神秀为朝野所重、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也没有排斥打击南方的慧能一系,反倒介绍自己的门徒去慧能处参学,并多次向武则天和唐中宗举荐或亲自邀请慧能。《坛经》载,神秀对其门人说,慧能“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法衣,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法”。可见当时门户之见并不深。《宋高僧传》亦载云:“初秀同学能禅师与之德行相埒,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也。赏奏天后请追能赴都,能恳而固辞。秀又自作尺牍,序帝意徵之,终不能起,谓使者曰:‘吾形不扬,北士之扬,北土之人见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师记吾以岭南有缘,且不可远也。’了不度大庾岭而终。”唐中宗《召曹溪慧能入京御札》云:“朕请安、秀禅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这反映了弘忍诸弟子最初相互之间的并存关系。直到神秀去世,法统问题仍未突出出来。

  确实,迄今为止的全部初期禅宗史资料表明,弘忍究竟传法于谁,并无一致的确切记载,所谓弘忍传法于神秀或慧能之说皆出自开元八年(720)神会入洛之后,实际上,弘忍时代,弟子众多,人才辈出,十大弟子各具千秋,均可为一方化主,所以《传法宝记》说:“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遞为秘重,曾不昌言。”这就是说,弘忍时代由于门下僧才济济,得法者众多,实行的是一种“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的传法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弘忍门下各传法弟子总各排传承法系,以传东山法门的正宗自居,这样就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传承说法。法如系说:达摩“入魏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玄赜系将玄赜与神秀并列为传东山之法的第七代楞枷师。记弘忍临终嘱玄赜说:“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老安系记弘忍嘱咐说:“学人多矣,惟秀与安。”“今法当付,付此两子。”这样,老安与神秀又成为弘忍的嫡传。神秀系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授于信,信咨于忍,忍遗秀,秀钟于今和尚寂。”神秀的弟子“普寂禅师为秀和尚竖碑铭,立秀和尚为第六代,”并“修《法宝记》,又立如禅师为第六代”,随后神秀门下又立普寂、义福为第七代。义福碑铭说:“禅师*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流,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司,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茲矣。”此后独狐及(725-777)有《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追述禅宗的传承云:“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僧璨),其风浸广,真如法昧,日渐月渍。……其后,信公以教传弘忍,忍公传慧能、神秀。能公通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秀公传普寂。”从中可以看到弘忍门下闇自排列传承法系中隐约可见的门户之见,也可看到当时诸派出于同门间的相互容忍认可。即使神秀和慧能两系亦未至水火不容的地步。

  正是面对当时禅宗内部法系混乱,莫衷一是的局面,神会携慧能禅法北上,“直入东都,面抗北祖,龙鳞虎尾,殉命忘躯。”,“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他有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公开指责当时势力极大的神秀一系是“传承是傍,法门是渐”,非弘忍所传之正宗,在辩论中,他提出了一个与北宗相对立的南宗传法系统:“达摩……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滑台大会之后,南北二系“相见如仇雠”的序幕渐渐拉开,争夺嫡系的门争也愈演愈烈。双方不但立碑作记,论定祖师,而且都借助于政治势力来抬高自己,甚至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圆觉经大疏钞》卷三记载,神会有滑台演两宗之真伪后,“便有难起,开法不得”,甚至“三度几死。商旅缞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难。”后来,神会还是得到兵部侍郎宋鼎的支持而得以入洛:“天宝四载(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此时普寂和义福都已先后去世,神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鼓吹曹溪宗旨,不久又“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绘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神会在荷泽寺为慧能建堂立碑。又依照南宗宗统画了《六叶图》。神会借助宋鼎、房琯的政治势力而声名大振。《宋高僧传》说:神会“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由此可见,神会确是分判南北禅宗之别、造成南北禅宗对抗的关键人物。宗密在《禅门师资承袭图》中也佐证说:“天宝初,荷泽入洛,大播斯门,方显秀门下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既二宗双行,时人欲拣其异,故标南北之名,自此而始。”《祖堂集》卷三《荷泽和尚传》中也说:“荷泽和尚嗣六祖,……自传心印,演化东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会现扬,曹溪一枝,始芳宇宙。”神会在洛阳的活动,尽管使“普寂之门盈而后虚。”但普寂一系毕竟在洛阳苦心经营数十年,他们并不会是善罢甘休,洛阳是北秀的势力中心,他们在扩大自身法统传承、宣扬神秀禅法的同时,也同样借助和动用了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法统地位,神会的成功马上受到北宗信徒严励的反击。“天宝中,御史虑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徒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神会被排挤出洛阳,远徒湖北。据《圆觉经大疏钞》记,神会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被迫四迁住地:“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毁也。”神会被贬的第三年,时局突变,“安史之乱”的爆发给了神会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宋高僧传》记载说:

  十四年,范阳安禄山举兵内向,两京版荡,驾幸巴蜀,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虑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就这样,神会为唐王朝立了一大功,因而受到了帝室的重视,“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不久,神会病逝,皇室给予极高礼遇。《圆觉经大疏钞》卷三记载说:“宝应二年,敕于塔所置宝应寺。大历五年,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并“御制七祖赞文,见行于世。”神会受皇帝之敕,被立为禅宗七祖,有了政治上的保障,从而慧能作为禅宗的六祖也就有了依据。如《宋高僧传》所云:“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尽管日后禅宗的发展几乎湮没了这位“七祖”,但慧能“六祖”的地位却从此无法动摇。刘禹锡在《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鑑禅师第二碑》中记载说:“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鑑。”柳宗元《曹溪大鑑禅师碑》中则有“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的说法,自此,“六祖”之位,有了定说,南北之争亦就告一段落。

 
 
 
前五篇文章

第三章 北宗正义 二、秀门弟子

第三章 北宗正义 一、神秀门庭

第二章 曹溪一脉 二、六祖法乳

第二章 曹溪一脉 一、慧能求法

第一章 禅宗之源——从达摩到弘忍 三、从达摩到弘忍

 

后五篇文章

第三章 北宗正义 四、南北分宗

第四章 南宗分灯 一、荷泽神会

第四章 南宗分灯 二、马祖道一

第四章 南宗分灯 三、石头希迁

第五章 沩仰法脉 一、怀海及《古清规》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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