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老故里 佛教圣地

　　--试论太湖县对我国禅宗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周会明

　　太湖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县。早在殷周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拓荒创业，春秋战国时期，太湖曾是吴、越、楚等国的属地，汉属皖地。南朝宋武帝时建县，始名太湖左县。隋开皇初年，更名为晋熙。隋开皇十八年（598）定名为太湖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故乡。

　　太湖县地理区位十分优越。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前有长江黄金水道，后有巍峨的大别山，一条古驿道从东至西，沿大别山边缘穿境而过。是中原进入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必经之路。在社会动荡、交通不便的古代，太湖县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经济富饶。各种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太湖相互撞击、融合，在历史长河的累积中，地方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佛教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大兴年间，天竺高僧佛图澄率弟子来到太湖寺前镇建佛图寺。佛图寺不但是外来僧人在太湖县所建的首座佛教寺院。也是太湖县乃至江淮地区有文字记载的首座佛教寺院。佛图寺的建设，标志着佛教文化在晋代就正式传入太湖县，传入江淮地区。

　　也许是因缘巧合，也许是太湖这块土地特别适合禅宗文化的发展，据《大正藏》记载，从北周至宋，先后有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五祖弘忍、六祖弟子本净禅师，临济宗八代传人、临济宗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三代传人五祖法演、曹洞宗六代传人义青投子等十九位大师在太湖开设道场，培养了慧勤、克勤、清远和道楷等一批传灯人才。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在太湖四面庵隐居过一段时间，宋代大文学家郭祥正曾追随白云守端，成为白云守端的一位大弟子。太湖县为我国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四次佛难”，其中，太湖县在“两次佛难”事件中，保护和推进了佛教的发展。

　　我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武一宗”四次佛难事件，分别是北魏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太湖县因独特的区位、纯朴的民风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在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唐武宗灭佛等两次“佛难“事件中，保护和支持了佛教的发展。

　　1．为避北周武帝灭佛，禅宗二祖慧可辗转南移，来到太湖县狮子山，太湖县在关键时期保护了刚刚传入不久禅宗文化。

　　北周武帝在位十八年间（561-578），我国佛教继“北魏武帝灭佛”后，又经历了一场空前劫难。开始，周武帝宣布佛教为末教，后干脆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把废佛运动在原北齐境内铺天盖地地发动起来。结果，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200多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

　　为保存和传扬禅宗，已年逾古稀的慧可不得不离开当时的佛教中心中原，辗转南移，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来到薛义河旁的狮子山，“跃过在三湖四泽中，一肩担月上九龙。龛得葫芦可禅定，榻依岩石司能空。禅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饮露充。物与民胞共寒暑，调和风雨万邦同。”在太湖县狮子山附近山民的暗中保护下，开辟道场，静候时局变化。

　　狮子山雄踞河津，三面环水，南临深潭，即“濯锡潭”。乾隆26年《太湖县志》记载：“濯锡潭，县西北七十里，二祖洗锡处。”大师坐禅于葫芦石。此石仅底部与石壁相连，突出于峭壁之上，且只能容得一人跌坐。乾隆26年《太湖县志》记载：“葫芦石，在薛家河，相传二祖秘记存焉。”二祖在狮子山野餐露宿，参禅打坐，至今，狮子山留下了二祖禅床、仰天锅、藏经洞、黑洞、亮洞、不涸泉、清静龙、泼水坡、对弈石、成佛崖等圣迹。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后“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太湖狮子山驻锡三十一年，并传衣钵于三祖僧璨，在太湖县完成了传法使命。

　　2．为避宫庭内斗，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辗转南移，值“唐武宗灭佛”期间，隐居在太湖县四面庵。太湖县在关键时期，既保护了李忱的安全，又使李忱认识了佛教的重要性，使刚经劫难的佛教在大中年间，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唐宪宗在位十九年（841-860），据史书记载，唐宪宗开始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但由于“安史之乱”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力迅速衰退。为保去大位，唐宪宗在位期间，首先发起了灭佛事件。

　　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使佛教遭受沉重的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黄河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唐武宗在这期间，对当时的光王李忱进行排斥和迫害。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第13子，穆宗的弟弟，敬、文、武宗的叔叔，始封光王。为避皇室争斗，李忱在宦官的帮助下，遁出长安，削发南游，这期间，他来到太湖县四面山四面庵，在四面庵僧众和太湖人民保护下，古佛青灯，韬光养晦。宋观年间（1107-1110年）太湖知县孙勰记云：“大中帝者，宣宗也，其微时尝避祸削发为比丘。周游天下，筑庵隐于是。”四面寺前小桥下有一小瀑布，李忱曾面对瀑布有感而发，题《泳四面山瀑布》：“穿山度石不辞劳，到底还他地步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做波涛”。李忱回朝当上皇帝后，仍念念不忘四面山和四面山上的四面庵，念念不忘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佛门僧尼，从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废除了唐武宗的“灭佛”政策，在位期间广修天下寺院，

　　《佛祖统记》载：“大中十二年，敕天下诸寺修治诸祖师寺塔。”太湖县广大绅士即遵旨大兴土木，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建成了七宝庄严的大中寺。建成了砖制的七层、高数十米的开山祖师法智禅师塔。宣宗为表达对四面山的铭记和对佛教的尊重，批准朝庭不远万里，从京城运来了12根方形大理石柱，做为大殿立柱。用宣宗的年号做为寺名，将四面寺改为大中寺。

　　后人曾对唐宣宗的评价是，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这与宣宗在太湖隐居过一段时间，深入了解民情、民意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二、禅宗在太湖开始起步，又在太湖发展壮大，并且形成具有中华特质的禅文化。

　　二祖慧可来到太湖，禅宗开始了本土化进程，继六祖慧能后，相继分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仰沩宗、法眼宗等五个宗派，其中临济宗又分出了杨岐与黄龙两个宗派。经过历代传承，目前，“五宗七派”中仅存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其余各宗各派已相继灭绝。而临济宗杨岐派与曹洞宗是在太湖县发展壮大起来的。

　　1．禅宗是在太湖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又在太湖使人们初次认识了禅宗。

　　慧可本来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精通儒、道和玄学的大师，在太湖期间， 他在达摩印度禅“壁观”和“四行”基础上，吸取了中华儒、道文化的精华，他提出了禅宗的宗旨是“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其中包含了浓厚的道教思想。道家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世界万物的根本，“道”是以无形无为创生和化育万物。 因此，慧可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思想，突出了“人”的作用，人不能被动地顺应环境，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改变环境。实现“物与民胞共寒暑，调和风雨万邦同。”目的。

　　慧可还在太湖狮子山以及狮子山附近的三千寨、司空山等地开设道场，向大众弘扬禅宗宗旨。相传慧可曾在三千寨狮子岩开设道场，接引大众，并在三千寨留下“涉过荆阳碧湖中，仰天摘月在绝峰。神光喜若盘圣地，断臂缘份此山行。”诗句。太湖县狮子山附近民间流传的“静坐常思己过，人前勿议人非”，其实就是慧可向大众的开示。达摩在我国，虽然先后有道育、慧可、尼总持等弟子，但他并没有向社会大众传授禅宗。因此，慧可在太湖县开设道场，弘扬禅宗宗旨，使大众初次了解禅宗，认识了禅宗。太湖县是我国禅宗第一道场。

　　2．太湖县哺育了临济宗杨岐派。

　　1054年，30岁的临济宗八代传人，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禅师（1024-1072），只身一人，渡过长江，从九江承天寺来到太湖，先在法华寺小住过一段时间，后“及迁白云” （《佛祖历代通载》卷19），以后再没有离开过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在这里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在海会寺，守端在杨岐方会的“四一法门”的基础上，从入处、出处、了处、用处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杨岐方会的禅宗思想体系。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禅师，还有著名词人郭正祥居士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门庭最盛，对杨岐宗的发展贡献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过太湖县四面寺、潜山县太平寺和太湖县海会寺，晚年才离开海会寺住持湖北黄梅五祖寺。在“在舒郡二十七年。三处住院。”《五祖法演语录卷三》。以在海会寺生活的时间最长。五祖法演在海会寺期间，“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柏，担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五灯会元》卷十九），融合禅宗各派特点和太湖县优秀的地方文化，使杨岐宗宗风更加机锋、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众，门下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鉴慧勤（1059-1117）、佛眼清远（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门三杰。临济宗杨岐派在太湖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3．太湖县哺育了曹洞宗，

　　曹洞宗值唐末洞山良价开宗后，到宋代后，由于无高僧传承法脉，而进入“百年孤独”期。曹洞宗五传至大阳警玄（943-1027），虽然大阳警玄机警、聪慧，仍然门下静如止水。面对曹洞宗的发展态势，大阳警玄“叹无可以继其法者”（《禅林僧宝传》卷十三），为找到承担大任的传灯人才，“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历代佛祖通载》卷十九）为记，托付给前来拜访的临济宗高僧浮山（今枞阳县）法远禅师（990-1067），代寻曹洞宗传灯人才。浮山法远禅师接受大阳警玄的委托后，历经二十余年，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始择中自己的高徒义青投子（1032-1083），“以大阳皮履布裰”交给义青投子， “续洞上之风” （《历代佛祖通载卷19》）。使断绝三十七年之久的曹洞宗法脉得以延续。义青投子学成后，曾到庐山参学过一段时间，“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八年迁投子山”（《历代佛祖通载卷19》）义青投子在海会寺期间，将临济宗杨岐派的宗风、中国儒文化和太湖县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到曹洞宗中，丰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同时在海会寺培养了一批传灯人才，传灯录中记入义青投子门下翮法弟子有八人。其中以芙蓉道楷（１０４２－１１１８）最为杰出。因此，太湖县在关键时期，哺育了曹洞宗，使曹洞宗具有了生机和活力

　　4．北宋后期，太湖县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禅宗道场。

　　据《大正藏》记载，北宋后期，值白云守端禅师驻锡太湖开始，先后有白云守端禅师、义青投子禅师、龙门清远禅师、四面山 、法秀圆通等几代禅师先后在太湖海会寺、大中寺、龙门寺、法华寺接引大众，扩建道场，接引大众。一大批学人从山东、四川、福建、湖南、江西等地沿古驿道纷至沓来，这其中，既有日后为我国禅宗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道楷、法演、克勤、慧勤、清远等大师，又有宋代文学巨匠郭禅正。太湖县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海会寺、四面山大中寺为中心，联结真乘寺、龙门寺、千佛寺、独阜寺以及潜山太平寺、三祖寺和湖北省黄梅县五祖寺等沿古驿道在国内极具影响，与江西选佛场相呼应线状禅宗大道场。太湖也一时成为我国禅宗文化发展的中心。

　　三、禅宗从太湖开始，真正地走进了山林；又是从太湖开始，真正地走出了山林。

　　1．慧可驻锡狮子山，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进了山林。

　　慧可在得到达摩衣钵后，曾在当时北方重镇邺城有过一段时间的辨法过程，为避“北魏武帝灭佛”之灾，慧可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来到太湖县薛义河旁的狮子山，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进了山林。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时，慧可嘱咐僧璨“你受吾教，宜处深山”。三祖僧璨牢记慧可教诲，隐居在舒州的皖公山（今安徽境内），“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从唐到宋，后历代禅宗大师都是以山林为依托，远离官府，农禅一体，这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确实有力地推进了禅宗的发展。

　　2．值克勤、清远、慧勤等“佛门三杰”和道楷等大师走出太湖，标志着禅宗从此走出了山林。

　　清远学成后，一直住持太湖县龙门寺，晚年曾在和州褒禅寺、南京蒋山寺等地开设道场，接引大众。慧勤学成后，住持潜山太平寺。而克勤学成后，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回四川省亲，遇上了成都官吏郭知章礼请他在六祖寺开法，随后住持成都昭觉寺。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克勤离开四川至荆南，与当地名士张商英颇有交往，后住碧岩寺。在碧岩寺期间，克勤编写了后人称为禅林第一书《碧岩录》。此后，又迁居道林，遇上枢密院邓子常请徽宗为他赐紫衣与法号，旋奉旨出住金陵蒋山寺。不久又奉旨补天宁万寿寺住持，并被徽宗诏见。南宋建炎初年（1127）高宗驾幸杨州，诏克勤入对，遂赐“圆悟”法号，改住云居，最后，又领昭觉寺住持。克勤一生辗转江南弘法，加上他获得了统治者的褒奖，因而为他弘法带不了极大方便。他驰骋其出色的文才作为弘法的善巧，接引了天下不少禅门纳子，使得门下龙象辈出，其弟子在灯录中三十一人，其中未列入的不计其数。且他门下有径山宗杲与虎丘绍隆这样的高足，遂使杨岐一派大大地超过了黄龙派，也胜过了五代至北宋时期盛极一时的云门宗的法度。成为我国禅宗的主流。《丛林盛事》载“黄龙、杨岐二宗，皆出于石霜兹明，初，黄龙之道不振，子孙世之，皆般般不减大师之数，自直净四传而至涂毒。杨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会，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门户，故今天下多杨岐之派。”通过他们，使杨岐宗走出了太湖，走向全国，并传播到日本等东南亚地区。临济宗杨岐派已成为禅宗的正脉。

　　芙蓉道楷，“沂州（今山东临沂）人，少辟谷学道，后游京师，试《法华》得度，具戒游淮西，时义青住白云山海会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佛祖历代通载》卷19），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徽宗崇宁二年（１１０３），住持京城净因寺，后五年移住天宁寺。“随侍者犹百余人” （《佛祖历代通载》卷19芙蓉道楷门下著名者有子淳、法成、惟照、元易、自觉、禧浦、齐琏、善秀、法灯等人。其中以丹霞子淳和净因自觉著名于时，亦且传世久远。

　　曹洞宗历代传人中，超出江西、湖南、安徽，长期住持帝京者，道楷为第一人，“以1064年义青投子接继法脉的戏剧性情节作这分界线，此后就是曹洞宗真正展开生机的年代。芙蓉道楷是曹洞宗的中兴之祖。以他为新的历史起点，曹洞宗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呈现出梯次的发展局面。”（《禅宗宗派发展源流》）

　　因此，“佛门三杰”与道楷离开太湖到全国各地弘法，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出了山林，走向全国。太湖不但是我国禅宗的发祥地，也我国禅宗走出山林的起点站。

　　值明代以后，我国禅宗活动区域已转向城市，但在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下，太湖县佛教文化进一步向民间渗透。据民国十年《太湖县志》记载，至民国十年（1921）太湖全县已有大小寺庵124座，其中在明、清两朝新建了91座。建国后，经过调整，全县仍有大小寺庵46座。大师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他们给我们留下许多具有哲理性的教诲。克勤离开太湖回四川省亲，五祖法演告诫他：“大凡住院，为已戒者有四：第一有势不可使尽；第二有福不可用尽；第三规矩不可行尽；第四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过多，遭人轻视；规矩过多，必然繁琐；贪图富贵，必然孤立；威势用尽，必遭灾祸。”（《禅林宝训》）五祖法演住持海会寺时，曾致书住持四面山大中寺的高徒清远大师：“住持大柄在惠与德，二者兼行，缺一不可。惠而不德，则人不信；德而无惠，则人不怀。”（《禅林宝训》）清远大师曾在龙门寺向大众开示：“用事宁失于宽勿失于急，宁失于略勿失于详。”大师们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怎样做好人、做好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佛教之乡，造就了礼仪之邦。历代，太湖县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太湖，做为佛教圣地，近代，孕育了许多社会精英和僧才。单就佛教这一块。1990年，九华山出现的第一位肉身菩萨大兴和尚，就是太湖县狮子山旁的牛镇大明村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老也是出生在这块佛教圣地。是太湖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把他引向从事佛教的道路，是太湖优秀的地方文化，把他哺育成诗仙和诗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