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国后，素有别称为“象教”（形象教化）的佛教，以其生动形象化的散（散文叙述或议论）韵（偈颂）结合的佛经文学语体，以及其中的传记、譬喻、寓言、神话等，对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造像功德说和佛像的传入，开拓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兴起和繁荣局面。佛教的某些概念，也为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理论带来了新的转折。以下仅就禅宗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略说一二。

　　禅宗自中唐至宋代日渐兴盛，广泛地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居士禅应运而生，如宋代周必大在《寒岩什禅师塔铭》中所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当时大多数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好谈禅，或引禅入文，或援禅入诗，或以禅论书、以禅论画，等等，可说是蔚然成风。

　　“意境”（或称境界）是中国历代文学和艺术借以衡量作品高下、优劣、成败的最重要的范畴。“境界”，在唐代玄类译的《成唯识论》中讲得很多，姑且不引证。仅就禅宗来说，“境”（或境界）在禅宗看来有三个层次：（1）一切境（或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如《中峰和尚行录》中说：“说时似悟，对境还迷。”又如《元贤广录》中说：“则此境界，直如龟毛兔角，但以妄念分别，故虚妄有生耳。”（2）认识所达到的境地，如《五灯会元》卷二十“净慈彦充禅师”条：“……忽有个衲僧出来道：既是善知识，为甚赚人入镬汤？只向他道：非公境界。”（3）修行觉悟者对于事物真实相的认识体验，如《五灯会元》卷二十“云居法如禅师”条：“一法若有，毗卢（佛）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向这里有无俱遣，得失两亡，直得十方诸佛不见。”凡此种种，不一举凡。

　　唐代王昌龄在《诗格》引入宗门的“境界”说，并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他说：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刘禹锡进一步发挥，认为“意境”即是以少总多，并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明代王士祯说：“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画家董其昌将画室自命“画禅室”，并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清代布颜图在《画学心法问答》中说：“曰：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古云‘境能夺人’，又云‘笔能夺境’，终不如笔境兼夺为上。”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他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又在《元剧之文章》中指出：“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间，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在古代文论中，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都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有关。

　　禅宗的“顿悟”禅法，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突发灵感的悟性有很大的启迪。有人说创作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不无一定道理，也可以看作是由渐修到顿悟的过程。

　　历代宗门中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诗僧、画僧、书（法）僧，他们将禅融入于文学和艺术实践中，同时也将文艺作为参究禅道的一种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