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向知识精英和大众佛教两个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并不尽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僧人为精神导师，由地方士绅豪富领衔，而由广大信徒集资并定期活动的佛教组织【龙泉：《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组织形式》，《法音》，1996年第8期。】。

　　“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会运动的一份珍贵史料【此碑现竖于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普光明殿后，笔者1996年8月应邀为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时，获赠录自《赵州石刻全录》的《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记》影印件。】。此碑由柏林禅院住持，“都功德主当院传法沙门”清昭和“副功德主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共同领衔，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宽三尺七寸八分，趺没入土中。碑文由本郡离尘院住持行满撰，共三十六行，字长八分，宽六分，额字长二寸，宽二寸五分。碑阴题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题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摄三千邑众”。他“利生接物，方便颇多，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普济无边，愿心弘广，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尚未完工，即掩化别世。清昭为其门人，“承先师预垂之愿，待本师和尚之缘，再率三千邑徒，书名上碑。遂有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同结妙因，塑像妆饰”。这两批邑众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为精神导师。

　　在辽、金时代，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参游侠：《辽代佛教》、《金代佛教》，《中国佛教》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0年。】。

　　碑文所称“三千邑众”是一个约数，据笔者用电脑统计，实际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乡（372）及平棘县（433）、宁晋县（359）、赞皇县（337）、柏乡县（329）、临城县（317）、高邑县（50）、元氏县（10）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内。若以“氏”（632）、“婆”（2）、“姑”（15）判为女性，则女性人数为649人，约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个无法辩认的姓之外，有212个姓氏，其中人数在50人以上的有七个：李（198）、张（163）、王（138）、刘（101）、范（59）、耿（58）。作为“副功德主”的田进、贾德和李和三人，显然是出资最多的地方豪富。在这三人中，田进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过29人。贾德，高邑县城赵村人氏，县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贾。在所有邑子中，姓贾的不过18人。李和，沃州娄家寨人，虽然李姓占“三千邑众”中的第一位，但娄家寨中亦仅他一人姓李。

　　按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说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区或同一小镇的全体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联想到了上古时代在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义”这一词，如同“义父”、“义子”、“义肢”等术语所显示的一样，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亲属关系，成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关系【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325、352页。】。 从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来看，这个佛教社团显然不是地方社区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族村社为纽带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塑像妆饰”的建福活动为主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在这“三千邑众”中，有从属于17个寺院的僧俗大众参加，发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数最多的单位。见下表：

　　沃洲

　　龙兴寺67

　　感兴寺37

　　柏林寺16

　　禅定院13

　　开元寺8

　　兴法院2

　　明因院1

　　读上院2

　　赞皇县

　　嘉应寺64

　　严华寺40

　　龙堂院20

　　治平寺4

　　法会院1

　　柏乡县

　　神应寺11

　　宋圣寺4

　　平棘县

　　济道寺10

　　临城县

　　妙因院10

　　在上述寺院中，有一部分是男女俗人，当为从属于寺院的寺户、佃户或佣工。另外，在各州县的城乡居民中，亦有维那、香博士等职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维那”。除了柏林寺的“云维那”，与“密监库”、“初院主”、“泉首座”等，同为禅宗丛林执事，其余似乎均为俗众。他们是：高邑县北焦村时维那，城赵村苏维那；柏乡县南滑村孟维那，孙村赵维那，黄泥村董维那、王维那，东王村□维那，眭村眭维那、小眭维那、陈维那；赞皇县大马村史维那，严华寺杨维那，嘉应寺杨维那、白维那，龙堂院安维那，都护村刘维那，乌昌村王维那；临城县县城张维那，西泥河村□维那、韩维那、崔维那、范维那，西林村冯维那，管村□小维那，北菩提村刘维那、张维那、王维那、郝维那、许维那，读上村张维那、杨维那、孟维那、路维那，北滑村赵维那。

　　维那源于僧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时为沙门统的副长官，职掌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唐时为基层僧官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之一。在义邑组织中，维那是流行最广的首领，负责管理义邑中一般性的事务。从上述散布在四个县的维那名单来看，到金代，在各地城乡中依然遍布各种僧俗混合的小型佛教组织。正是建立在这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会产生“三千邑众”这样恢宏的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