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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与佛教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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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夷山,重峦叠嶂,丹霞地貌,终年云雾飘绕,空气湿度大,适合茶树生长,为出产名茶提供得天独厚条件,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庙修筑于深山密林,就是仿照他们“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道理。把寺庙修建于红尘之外,少有人世纷争干扰,没有市井物欲的诱惑与喧嚣的尘浪。新鲜的空气,益于健康长寿,更益佛家专心念经。因此,很少见到寺庙修筑于市井之中。就这样,茶与寺庙便基于共同的理由,一同走向深山。茶便成了佛教僧侣的必需品,而又符合佛教教义。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的基础。

  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神”物,饮茶之风传播武夷山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名僧文化素质高,往往将喝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茶叶采摘、焙制也十分讲究,于是一种种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监制下产生了。誉名海内外的茶王——大红袍,古代就属天心永乐禅寺管理、享用;清代名僧释超全善烹功夫茶,入山为僧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他的《武夷茶歌》就是传递制造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就是清代台湾举人林凤池赴京赶考结束,慕名武夷,下榻天心永乐祥寺,住三日,与高僧结为茶友,获该寺方丈赠送24株武夷乌龙茶苗,返台种植鹿谷乡。经百余年扩展,现已遍及鹿谷群山,成为台湾名茶。以茶道而名闻于世的日本,原来并不产茶,在唐朝,由日本留学僧、遣唐使带回茶种,首先种在梵释寺等寺院。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来到梵释寺,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献给天皇。天皇喝下,清心爽口,十分高兴。从这时起,中国茶树才在日本扎根繁殖。日本第一本《茶经》也是入宋僧传播禅宗时回日本著的。历代名僧与文人在武夷山游览之余,诗文之间无不弥漫着一股禅味。唐代著名和尚灵一法师诗曰:“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茗爱此山。岩下绾舟不忍去,清一水流暮潺缓。”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与僧人成为至交。他曾拜武夷名僧为师,在武夷山九曲溪溪边亲自种茶,携篓采茶,筑茶灶,以茶论道。并即兴吟诗;“仙翁遗石灶,宛立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明代诗僧陆容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诗人把僧侣喜爱饮茶的情感,描写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茶禅一致”、“僧茶不分家”。已故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著名佛教界诗人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岁的高龄,兴致勃勃游览武夷山。他不仅钟情武夷山水,对武夷岩茶赞颂有加,挥毫题诗二首,他在《御茶园饮茶》一诗中写道:“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观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这一首诗题悬于武夷山御茶园“五调堂”。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绝茶诗,蕴含的禅机如何深奥,我不得而知,但“吃茶去”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不入茶道便无从理会。赵老对武夷茶的钟情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后来他在为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撰写寺名高兴之余,高声吟诗:“千言与万言,不如吃茶去”。重复自己写的这句诗,以茶明性真情真趣。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渐为后人赏识,更加成为佛教僧侣的情感寄托,在饮用与诵颂中与禅融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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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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