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伦尽分，闲邪存诚，

深信因果，老实念佛。」

这四句话既是印光大师其人其学的真实写照，又透视出近代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

中国佛教自赵宋之后，几成禅净二宗之天下，五代永明延寿倡导的禅净兼修，奠定了宋、元、明佛教发展的基本模式。降至晚清，伴随着汉传佛教的整体衰落，净土信仰也日趋式微。值此佛法危亡之际，毅然担当起「兴灭继绝」、重整净业大任的，就是后来被誉为「净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

大师一生由儒入释，儒佛兼融，既秉承儒家「孝悌为本」的传统，又崇信佛教因果报应理念，故其佛学思想，以因果报应、老实念佛为弘化原则，又特别强调敦伦尽分，克尽人道。于佛教诸宗中，尤重净土：「晓夕念佛，喜读契经，深入法海，专心净土。」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所以会出现「诸宗归净」，乃至「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与其大弘净业不无关系。尤其是他「须从伦常立基，以为学佛之本」的思想，更把「学佛」与「做人」、「来世」与「今生」、「极乐世界」与「人间净土」直接打通，极大拓展了「人间佛教」的发展空间。其于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尤其在振兴净宗方面的贡献，实无人能及。

宋、元以来，禅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学方法往往被曲解成狂禅、伪禅，出现了呵佛骂祖的歪风。幻想顿悟成佛者多，按次第修行者少;谈玄说妙者多，真修实悟者少;口头诵修者多，至诚念佛者少;求名闻利养者多，韬光养晦者少……狂禅之风甚至影响到晚明理学的发展，「请言旧派中之王学，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萨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梁启超）」

印光法师（1861-1941）二十一岁出家后，便切身感受到这种不切实际的浮躁之风，「现在人徒好大言、不求实际，辄谓因果为小乘法，实为大谬。」印光法师先天本具陕西人刚劲坚毅、敦厚质朴而不自我表现的性格，加之他自幼接受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儒家教育，养成了他一生韬光养晦、真修实悟的美德。

印光法师自从二十一岁（1881年）出家，到五十八岁（1918年）开始弘法，前后三十七年间，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一心潜修，先后在湖北竹溪莲花寺、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北京龙泉寺和普陀山等地念佛之余，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教，精进不已，并于普陀山法雨寺两次闭关，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佛三昧。《印光法师行业记》对此有如下记载，「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文钞》）

印光法师五十四岁（1914年）时，高鹤年居士朝普陀，获印光法师文稿，以「常惭」为笔名刊于上海佛学丛报。文义精湛，缁素惊异。然而，直到此时，无论是名士徐蔚如，还是高僧谛闲法师，皆不知「常惭」为何许人，可见印光法师晦迹韬光之功力!

尽管印光法师自奉俭约，但却乐善好施，曾募捐修建法雨寺、上海慈幼院等，并多次募款赈灾。国民政府徐世昌大总统因之而赐「悟彻圆明」的匾额以表彰，印光法师淡然置之。后来侍者问及此事，印光法师感叹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

印光法师一生韬光养晦、身体力行、真修实悟的美德，迎得缁素人士的尊敬，皈依弟子遍天下，其中弘一法师、丁福保居士等高阶层知识分子，皆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教师」，弘一大师更以「三百年来一人者」来表达他对印光法师的崇敬之情，因他的「大行」与「大愿力」，被人们尊称为大势至菩萨化身。

儒家提出了人们今生今世要为君主、社会及一切人伦关系担负责任的要求，但却没有提供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有力理由，因此在执行时往往有点力不从心。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东来，以「因果律」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尽这样的责任，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注入了新的血液。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及善恶报应等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

然而，由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儒家知识分子及近代知识精英的极力破斥，再加上民间宗教的歪曲和篡夺，清末民初，佛家因果思想被边缘化，道德沦丧和严重的伦理失衡，使中国人的思维越来越迷茫，社会越来越混乱，百姓的苦难也变得愈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印光法师提出了以因果为纲、伦常为本的救世思想。

一个人若不信三世因果循环的道理，做事之时，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做起事来，便不会考虑后果，这是乱世之根源。正如印光法师所云，「今之社会专以智巧而为主体，故发而为事则借为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实，使国势日危，人民日益困悴于争意气争权力中。若是结果，总以不知因果报应。使人人知因果，则自利利他、己立立人矣，何至如此其极乎？」因此印光法师把信因果看成是治理乱世之总网。

同理，伦理则是治理乱世之根本。荀子在《王制篇》把伦理看成是「群道」，即一群人相处之道。人们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相互交往、相互依赖之关系，称为「伦」;在群体中，一个人一旦选定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就应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理」。随着时间的流逝，伦理成为一群人生活关系中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就是道德。如果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社会岂能不乱?!印光法师一生以儒家伦理教人，坚信学佛就是要先学做人，「欲学佛祖，需先取法圣贤，倘躬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印光法师认为，佛法包括世出世间诸法。世出世法同彰，儒佛二教并弘，成为他一生弘法的手段，而宣扬伦理、因果就成了他终其一生的救世宗旨。

印光法师五十八岁时离开普陀山，专注于弘法利生的工作，其主要方法是刻印、流通善书和佛经近百种，印量达数十万册，主要内容仍集中在宣传因果、伦常及净土，而最具特色的应当是编写、出版和流通《印光法师文钞》。

印光法师以弘法利生为己任，无论是谁，只要写信请教，大师都回信指点迷津。更可贵的是，印光法师对学人的每一项开示，每一篇文字，皆无不是自己在躬行实践中真修实悟以至确证所体验的实际，绝无一言一句虚发，「凡欲劝人，必须自己实行其事，则人自依从。」（《印光法师文钞》）

印光法师的遗着收录于《印光法师文钞》，约一百六十万字，内容涉及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在家与出家、传统与现代、因果与轮回、社会与家庭……包罗万象，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因此将之称为《小藏经》，「佛教的《小藏经》就是《印光法师文钞》！你可能没有能力读《大藏经》，但你有能力熟读《小藏经》。《大藏经》可以不读，《小藏经》不可不读，《印光法师文钞》不可不读。」因为《文钞》不仅佛理精邃，文义典雅，而且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字字珠玑，归宗见谛。

「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

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在这首诗中极力提倡的是念佛法门、禅净双修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净双修遂成为宋、元至明、清佛教的主流。然而，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国弱民穷，民众教育水平低，僧团人材凋零，对佛教的义理和参禅的要点缺少最基本的了解，以致「在宗则开一解路，不肯力参；在教则妄学圆融，破坏事相。」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不通教而敢妄谈般若，不通宗竟敢呵佛骂祖，狂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为了纠正近代佛教宗、教混滥而造成的以禅破净、以净破禅的恶果，印光法师建议弘扬禅宗和教门的善知识，应严守各自之界畔，不宜滥引宗言教语以互证，以免学人讹混误会。与此同时，印光法师所处的年代是战乱连年不绝，百姓痛苦不堪，活命尚难，更不说静心参禅学教了。在这种大环境下，印光法师认为，近代佛教之弘扬应在深入经藏的条件下，以律为本，以净为归宿。

鉴于以上理解，对于刚入门的学人，印光法师以「信愿念佛」指导他们的修行，而在念佛堂对老修行开示时，印光法师则要求他们「老实念佛」，因为信愿已经具足，老实就能成就了。无论对何种程度的修行人，印光法师一再强调，老实念佛，一门深入，较为省力。

晚年的印光法师，除刻印流通典籍外，致力于指导和推动苏州灵岩山寺、南京三叉河法云寺、杭州弥陀寺、庐山青莲寺等净土专宗道场的创建，亲手订定五条核心规约，不但积极有效地响应了僧制改革的时代呼声，而且还显着地推动了净土宗在近代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1937年抗战爆发，印光法师（66岁）住苏州灵岩山寺，持续弘扬净土法门。

农历一九四零年年十月二十七日，身体不适，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后，他对众人说，「灵岩住持，不可久悬。」妙真法师原订于十一月初九升座，但印光法师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亦说，「太迟了。」后来改为初一，他点头称可。

初一举妙真法师升座典礼顺利完成，到初三晚间，他吃了一碗粥，然后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到了初四凌晨一点半钟，他由床上坐起来，语重心长地与身边弟子作最后告诫，「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到两点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毕，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过，移坐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再次告诫妙真法师，「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后就不再说话，大师面向西方端身正坐，只嘴唇微动念佛，等待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到了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印光大师，预知时至，显示瑞相，令无数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