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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作为佛教石窟中糅合道家题材最典型的例证之一的莫高窟北魏晚期—西魏时期开凿的第249窟和第285窟窟顶壁画，屡屡被学界所提及。但长期以来，道家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是用以表现佛教主题还是表现中国道家神仙主题等，争论不断，至今也未定论（注：近年关于第249窟窟顶内容不同观点的撮要，请参见斋藤理惠子《敦煌249窟天井中图像内涵的变化》（贺小萍译），《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原文发表于日本《佛教艺术》第218号（1995年）。另见刘永增《莫高窟第249窟天井画的图像学研究》（提要），《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8月。）。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重华先生在《敦煌第249窟：维摩诘经的再现》（以下简称何文）（注：该文是何重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于1985年赠给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1册英文打印稿。），首次提出了第249窟是表现《维摩诘经》道场的。他以该窟西披壁画内容为主，通过比较莫高窟其它洞窟的维摩诘经变画面上的相似性以及这一时期表现维摩诘形象图像上的不一致性等，并结合历代对该经的各种注疏和海内外所藏相关的造像实物，认为第249窟壁画表现的是《维摩诘经》的内容，窟中的中国传统题材的诸形象也是借来表现佛教神祗的[1]。其观点为我们考察第249窟壁画内容开拓了新的思路，但当时仅有个别学者表达了相同的看法[2]，主流学界基本上没有关注这一观点和进行讨论。近20年过去了，我们对《维摩诘经》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新成果。今天再回头看看何文的观点，我认为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从图像学和信仰层面来看，仍有进一步关注和探讨的必要。我想，结论固然重要，但探索和思考的过程本身更能体现研究的价值。故在何文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就西披内容的定名提出一些看法。

二、莫高窟第249窟西披的内容

第249窟是北魏晚期—西魏时期开凿的覆斗顶形殿堂窟。窟内西壁开一龛，内塑倚坐佛，南北二壁中央各绘一铺大型说法图，窟顶四披绘佛教和道家的各种神灵，四披之间及四披与各壁面之间以深色的装饰带相隔。窟顶四披的主要形象为：西披中央绘阿修罗和须弥山、天宫建筑，东披中央绘摩尼宝珠，北披和南披中央分别绘乘龙车和凤车的天人。南、北披的人物形象，一说是道家的东王公和西王母[3]，一说是佛教的帝释天和帝释天妃[4]，也有人认为是正在登仙途中的男上士、女上士[2]。

其中，西披的图像尤其引人注目。面面中央绘耸立于大海中的须弥山和阿修罗，须弥山整体轮廓呈X状，上部宽大，腰部细小，底部又渐宽。山腰中部左右缠绕着两条龙，龙身沿着须弥山盘旋而上，龙首上仰，直抵山颠，其尾向下垂落，入于绿色的大海中。须弥山诸峰中央，是宏伟的城堡，正中有青色汉式门阙，两扇门稍稍打开。须弥山前，是直立于大海中央的四目四臂的阿修罗，水不过膝，上身赤裸，腰着红色大裙，两手高举日、月，另外二臂屈于胸前，一条飘带自四肢顺势弯曲垂下。整个画面以须弥山和阿修罗为中轴，南北两侧自上而下绘各种人物。上部对称地绘道家的风、雨、雷、电四神：南侧自上而下为兽面人身转动连鼓的雷神、手执锲形武器的电神，北侧相应地绘舞动飘带行雨的雨师和吹气鼓风的风神；中部须弥山半山腰处，南侧面一人首鸟身的神瑞动物，对应的北侧面一姿态轻盈、临空飞翔的飞天；画面下部南北两侧对应地各绘一汉式歇山顶的亭楼建筑，前部遮阳板高高翘起，内各一坐姿人物，皆裸上身，相向而坐，似在交谈。其中南侧一身头光明显，北侧一身头光已十分模糊。建筑物外面绘双髻、肩生双翼的天人，其形象特征似中国传统“耳出于项”的羽人；下方绘猿猴、鹿、鸟等动物和兽头人身、肩生双翼的等怪兽（图版1）。

图1 莫高窟隋代第262窟维摩诘经变

（引自《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

何文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披画面以阿修罗和须弥山为中心，这是明显的佛教题材，而其他出自道家的人物和神瑞动物也与阿修罗的种种传说有关，至于西披下部两侧建筑内的印度—西域式人物，何文则将其定名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并进而认为西披和整个窟内的画面是用来表现《维摩诘经》主要内容的[1][P226]，并且列出了相关的内容，主要为：

1.“佛国品”：西壁及龛内坐佛像；

2.“佛道品”：西披及西壁龛内画面；

3.“庄严佛土”：西披须弥山、东披摩尼宝珠及窟顶莲华等（事见《序品》）；

4.“不愿问疾”：西壁龛两侧外道仙人（事见《弟子品》）；

5.“文殊问疾论道品”：西披下部建筑内的人物；

6.“天女散花”：西壁龛内倚坐佛两侧持莲花菩萨等（事见《观众生品》）；

7.“八未曾有法”：西披阿修罗、西壁龛内坐佛、东披摩尼定珠、四披天宫伎乐、四壁千佛等（事见《观众生品》）；

8.“菩萨行品”：窟顶四披下部的山林动物及狩猎场面；

9.“见阿閦佛品”：西披主要画面。

如上所示，何文认为第249窟基本上反映了《维摩诘经》十四品中的主

三、图像学的依据

1.关于维摩诘形象的认定

《维摩诘经》在印度成立较早，也是印度大乘早期的重要经典之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汉译本。从记载来看，前后共有7个译本。维摩诘是一个在家佛教徒，既有中国传统文人博学多才、潇洒从容的风范，又具佛教高僧的精通义理、能言善辩的才能，集儒、道、佛三家审美理想于一身，因此很受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是佛教艺术中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从画史看，我国最早的维摩诘形象，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创作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顾恺之笔下的维摩诘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已经具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形象特征。虽然北魏时期及以后云冈、龙门等石窟均见面容清瘦、手执麈尘、着宽衣袍服的维摩诘形象，但是现存最早的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炳灵寺第169窟维摩诘形象，并无张彦远所形容的示病之容，手中亦无麈尘，而是高髻圆脸，有头光，头顶伞盖侧卧于榻上，更似菩萨形象（图版2）。另一个例子见于北魏胡太后（517～523）时期的河南巩县第1窟，该窟中的维摩诘虽然手执很大的麈尘，但却是身着袈裟、双耳垂肩、面相丰满沉静的佛弟子形象，亦全然没有文人理想的“清逸”之风（图版3）。针对这种情况，何先生认为并非当地的工匠对当时南朝和中原流行的维摩诘形象特征不知道，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艺术有一种更忠实于经典内容的传统，因为在《维摩诘经》的任何译本和注疏中都把维摩诘当作佛教菩萨来看待的。何文把南朝、中原流行样式的维摩诘形象称为“中国式维摩诘”，而把不同于此种形象样式、忠实于经典原文的样式称为“印度式维摩诘”，并认为，维摩诘的形象在隋唐之际才定型，而在此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这种印度菩萨式的维摩诘形象与来自南朝的中国式维摩诘形象是并存的[1][P170]。

学界目前多把第249窟西披的这一对形象看成是出家修道的仙人，彼此之间并无关联。然而，何文注意到这两对形象间是成对应关系的，并认为北侧建筑内的一身正是“印度式维摩诘”。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在的这两个汉式歇山顶建筑的形制与莫高窟其它洞窟中的维摩诘经变中的建筑样式和布局非常相像，有的甚至完全一致，如第262窟、第433窟等。还有，这一对建筑物中间隔着须弥山和阿修罗，不是用正面形式表现的，而是3/4相向而置，呈完全对应的关系。这种形式，与莫高窟其它洞窟中维摩诘经变中的文殊与维摩诘所居之建筑布局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建筑内的人物之间亦呈现出对应的关系：两身形象均是印度—西域式风格，裸上身，肩披长巾，下着大裙，相对而坐，似在交谈、争论之中。手势的动作态势把这两个形象紧紧地连系起来。综合这两个因素，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表现的可能就是《维摩诘经》的文殊和维摩诘。不过，相对于其它洞窟的画面，第249窟的这两个形象形体表现就显得十分矮小、简约，仅从画面上还不能分辨出哪一身是文殊，哪一身是维摩诘。对于该窟维摩诘形象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原因，何文认为是画工“对经典所抱的虔诚的态度和对经中种种不可思议景象抱有更浓厚的兴趣”所致[1][P16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何文认为“须弥山左侧一身有头光而右侧一身则无头光”[2][P185]，并依此将南北侧人物分别判定为文殊（图版4）和维摩诘，后来者亦据此云云（注：见宁强《上士登仙图与维摩诘经变——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壁画再探》（《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又张元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中亦持此观点，现一并修正。）。这显然是错误的。笔者最近发现这一身形象原本是有头光的，只是后来变色而漶漫不清，其白色的轮廓线尚依稀可见（图版5）。从上面的例证来看，何文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而且，从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维摩诘所居方位来看，我个人认为北侧建筑内人物很可能就是维摩诘。总之，虽然此时期北魏晚期中原、南朝的艺术风格对莫高窟艺术的影响随处可见，但是在维摩诘形象的表现上，依旧保持着忠实于经典的传统。

2.关于西披画面维摩诘经变的认定

据记载来看，维摩诘经变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画史载，西晋时的张墨就曾作维摩诘经变卷轴画一卷，其后刘宋的袁倩亦曾作维摩诘变一卷。据统计，仅在莫高窟现已识读出的维摩诘经变多达68铺，主要依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绘的。关于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贺世哲等先生做过详细的考证和研究。贺先生等认为莫高窟最早的维摩诘经变绘于隋代第262窟西壁龛顶，并考定这幅画是依《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所绘的，表现“手接妙喜世界”[5]。经中讲，当弟子舍利弗向佛陀请教“辩才无碍”的维摩诘居士从何而来时，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此”。接着，佛又应在座大众之请，请维摩诘现妙喜国之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大众闻佛之言，“是时大众渴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菩萨声闻之众”，于是维摩诘心中系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仞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升仞利天见彼诸天……作茧自缚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6][P554]化现出无动如来的佛国净土。

第262窟火焰形龛楣中画大海水，上部画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双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阿修罗南、北两侧各画一殿堂，其内分别坐文殊、维摩诘，室外亦有闻法的菩萨及众弟子，整幅画面表现《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的内容（图1）。

两相比较，何文认为，第249窟西披须弥山、阿修罗及维摩诘、文殊及其布局与第262窟西壁龛顶维摩诘经变的相关画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第249窟中的建筑与隋代第433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建筑形制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后者维摩诘身份明确且建筑外部多了弟子、菩萨等闻法圣众。何文还列举了莫高窟其它洞窟和云冈、龙门及造像碑上同类题材画面与第249窟西披画面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大量图像材料的基础上，何文得出了第249窟主要画面与《维摩诘经》有直接关系的结论，并认为其中也表现了该经《见阿閦佛品》的内容。画面上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头顶须弥山，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须弥山顶仞利天宫城堡巍峨，正中天门半开半闭，须弥山两侧风神、雨师、雷公、电神等奔腾踊跃。下部建筑内，维摩诘、文殊相对而坐，辅以手势，正在谈经论法，表现的正是经文的内容。但是，何文却认为西披出自道家题材的各形象与《维摩诘经》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表现与阿修罗传说有关内容，却失之偏颇。实际上，这些形象是和须弥山、阿修罗等佛教题材一同来表现《维摩诘经》的有关内容，这些，都可从经典中找到依据。我认为，须弥山两侧的风、雨、雷、电诸神及其他天人表现的正是经中所言的“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的。

据统计，莫高窟全部约68铺维摩诘经变中，有32铺都绘有该品，足见它在该经变中的重要。当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贺世哲先生将第262窟的这幅经变的构图称为“隔阿修罗对坐式”，并认为这是莫高窟维摩诘经变的最早期形式。他虽然也注意到了第249窟西披图像与第262窟和其它洞窟中的维摩诘经变在画面上的相似性，却认为后者对前者只是构图的一种模仿，而不认为二者表现的是同一主题。但是我认为，在同一个地域，表达某一主题的艺术图像的样式和风格有其相对固定的模式，而且发展和演变又有一定的传承性，保留着基本的要素。如初唐第220窟的《见阿閦佛品》，表现为从维摩诘右手掌飞出一朵团云，虽然须弥山的天宫楼阁被山顶的一佛二菩萨所代替，但是云中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双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的基本画面却未改变（图版6）。